第四，“新基建”应当鼓励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新基建”的投资规模显然是巨大的，难以精确估计。而且，“新基建”投资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但随着社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壮大，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展以及社会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今天的“新基建”已经有可能不再让政府唱独角戏，而更多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合作完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将成为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的可靠保障。

第五，“新基建”应当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要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

第六，“新基建”的组织形式应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新基建”奏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强音

“新基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新。“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新基建”要求把这些新一代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物化为新型基础设施。

二是需求新。数字经济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世界潮流。当下我们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等，都在呼唤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而这些正是“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机制新。传统基建的功能属性相对独立，边界比较清晰。“新基建”涉及的许多技术既有自身特性，又需要相互交叉融合。因此，以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对于这些新事物，很难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和发展模式，亟待以新机制为其营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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