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薄一波和牺盟会干部谈话,要求派人到沁县担任抗日县长,牺盟会的党员特派员都不愿意担任此职,“他们认为县长是官,而好人不当官”。牺盟会特派员史怀璧开始也不愿意去。薄一波随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旧社会当县长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现在共产党员当县长是革命的需要,是为党的事业去当县长。随后史怀璧才带着薄一波送给他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支手枪走马上任了。
《星洲日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到山西五寨县政府访问吕尊周县长,去后发现县政府非但没有以往衙门中“森严可怕的气氛”,而且在县长办公室内,她发现除了办公桌、椅、两张长板凳和一个书架之外,其他摆设一无所有。这位记者同他谈话时,发现“吕县长没有官老爷的臭架子”,与其交流甚至“感觉到同自己父亲谈话一般的自然亲切”。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精神信仰,归根结底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砥砺而成的。革命时期地方干部的精神信仰在革命的发展成长壮大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又何尝不是缘于这些地方干部的胜利呢!(杨东)
(摘自2018年7月2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县长最终也要在乡村“照镜子”——延安时期中外人士对共产党干部的观感》)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对各地疫情防控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一次“大考”。日前,中组部发文强调,要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新华社武汉2月23日电 题:“快半拍”的战“疫”村干部 程良友、王贤 “疫情拐点还没有到来,我省防控形势依旧严峻,我们要继续坚守阵地,做好巡逻,守好卡口,请群众少出门,以实际行动打赢这场战‘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