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国屏看来，对自然来源新病毒的溯源，就像刑警破案。刑警到作案现场，首先收集证据，然后多方调查，形成各种假说；顺藤摸瓜，排除并查找新证据、新线索，最后找到作案嫌犯。同时，嫌犯供述犯罪过程，并指认作案第一现场及作案工具藏匿地点，与获得的证据互相印证。其中任意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没有结果。

溯源有难度

大家要有合理预期

病毒很狡猾，尤其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而且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赵国屏介绍，冠状病毒就是更为狡猾的RNA病毒。其基因组比较大（是HIV病毒基因组的3倍），也容易出现包括缺失、重组之类大片段的变异；当然，绝大部分变异对于病毒的生长繁殖都是不利的，因此，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就被自然淘汰了。

赵国屏认为，病毒在跨种传播过程中，需要积累适应新宿主（人类）的那些变异，形成在人群中扩散的“传播性的克隆”，那就是现在反复检测测序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毒株。可是，在这个早期的积累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变异，并没有明显的对人感染的“表型”，被发现的机率自然是很低的；但这正是溯源所需要的“科学证据”。

以SARS为例，其暴发后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源头。2005年，科学家在三种蝙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但基因组序列都与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差异过大。直到2015年，在中华菊头蝠中发现SARS样冠状病毒，与人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有96%的相似性，才算基本揭示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病毒溯源极其困难，包含了很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很多情况下，把链条完全连起来是不可能的。有些是长期研究也未必能搞清楚的，只能形成推论，更多的还是找到节点证据。对此，大家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赵国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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