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1月5日电（记者刘斐 章利新）1年多前，杨凯宇从父亲手中接过六安堂，成为这个中药世家的第四代传人，等待他的是如何让中药行业在艰难环境中传承下去的考验。

尽管杨凯宇才26岁，但他的六安堂却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步入店内，药香弥漫，明亮灯光照射下，中式柜面后满是人参、鹿茸、燕窝、牛黄等珍贵药材。六安堂是杨凯宇的曾祖父于1913年在福建惠安创立的，1949年迁至台湾，而1987年才从台北延平北路迁至迪化街。

迪化街自清朝以来就是台湾的南北货、中药材集散地，原本800米长的街面上满是中药行，然而这些年来却日益萎缩凋零。

“执政当局在压缩中药行业生存空间，20多年来不发牌照，导致这个行业进入了断层。”杨凯宇感叹道，那么多从事中药行业的人那么努力在经营这份事业，在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当局却只想走西医那样标准化的路线，把有特色的中医药磨灭掉。

台湾卫生福利主管机构1998年修订“药事法”，明定1993年后入行的中药从业人员，必须修习中药课程并经统一考试及格等，才可贩售中药材、调剂中医师处方，或制作传统丸、散、膏、丹、煎药等。但新规实施以来，当局从未办理过任何一次统一考试，也没有订定任何教考训用的施行细则，也不再发出任何一张中药行业者执照。

业者指称，这一条款分明是不考虑未来的“落日条款”，会让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文化在台湾成为绝唱。

台湾中药商业同业公会全台联合会统计，1993年全盛时期，全台约有1.5万多家药行，但“落日条款”后，1998年剩10695家，2017年只剩8420家，平均每年关300多家。目前，台湾领有中药材贩售证照者平均年龄逾61岁。

六安堂如今使用的证照还是杨凯宇父亲的，然而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未来或许只能额外付出成本租借证照才能维持经营。

“持证照的医师基本都在大型药局和医院，不会来我们这种传统中药行，而且他们所受训练也是偏西医的，未必适合我们。”杨凯宇说，希望当局能对特殊行业给予一定照顾，开放属于我们的考试和证照。

同在迪化街的百安堂参药行老板郭柏鋐印证了这一说法。“如今，迪化街上的中药行萎缩得只有全盛时期的三成左右。”郭柏鋐说，当局还在这条街上开发文创，越来越多咖啡店、餐厅挤占了原本中药行的生存空间。

为了生存，台湾的中药行也不断转型，向多元化经营方向发展。郭柏鋐的药行有四五百味中草药，可以按方抓药、代客煎药，但这部分业务只占其营业额的不到1%。“主要业务还是靠高端药材，例如冬虫夏草、高丽参、燕窝等。”郭柏鋐说，“20多年来，鲍鱼、海参、鱼翅等变成了迪化街中药行销售的主力。”

他还说，其实很多年轻人对中药行业有兴趣，也很有想法，对中药材行业进行了许多创新，但当局要给他们机会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开放证照是必要的，不然过几年可能台北都没有中药材店铺了。

杨凯宇就属于有想法的年轻人。尽管他的六安堂业务也主要依靠高端药材，但他还围绕中药开发了药膳、美容、茶包、浴包等产品。“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中药材的‘天然’概念就很能打动现代人。”杨凯宇说。

郭柏鋐也同样对药材配制进行了改良，例如加些甘草、肉桂以减轻苦味，或者做成水丸利于吞服。“年轻人无法接受中药的苦，‘良药苦口’不行了，得‘良药利口’才行。”他说。

在文化断层、政府限缩、西医包围等不利因素夹击下，台湾的中药行艰难地生存着。杨凯宇和郭柏鋐都很羡慕大陆对中医药的传承与发扬，认为大陆平等对待中医药和西医药，让传统的东西能够累积增长，不至于衰退没落。

“如果开放了中药行业证照考试，我一定会去考一个。”杨凯宇说，中医药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能任其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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