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含琪（左）采访“天眼之父”南仁东家人。

　　【演讲稿】无悔的选择

科学是对理性的诠释，是从万千个选项中找到最优解。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这些年我在采访中却发现，面对更丰厚的薪水、更舒适的生活、更好的科研环境，很多科学家却作出了看似并不“理性”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选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52年，有位青年人正在实验室里带着学生做化学实验。那时候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如今吉林大学的前身，刚刚成立化学系，实验器材紧缺，几乎就是一穷二白。但是他和同事们因陋就简，用像卖肉案板一样的桌子拼成实验台，拿废旧的墨水瓶做酒精灯。

他是中科院院士唐敖庆，中国量子化学之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他婉拒导师的百般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有人曾评价，如果唐敖庆继续留在一个固定领域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将会取得更高的荣誉，甚至冲击诺贝尔奖。可是，面对祖国的需要，他只说了一句：“我服从组织分配”。

作出这样选择的不止唐敖庆一个人。中科院院士、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徐如人受过唐院士的指导，毕业时他负责学生的分配工作，但他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把自己从温暖的黄浦江畔，分配到了寒冷的东北，从此就是一生。

时间回到当下，徐如人的爱徒，中科院院士于吉红，面对一些高校开出的优厚条件，她却说，“我听老师的”。直到今天，她还和恩师一道留在吉林大学。

唐敖庆、徐如人、于吉红，三代院士，一份传承。那个墨水瓶做的酒精灯，至今已经成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院徽的组成，它燃烧着一份久久不熄的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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