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含琪（左）采访“天眼之父”南仁东家人。

　　【演讲稿】无悔的选择

科学是对理性的诠释，是从万千个选项中找到最优解。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这些年我在采访中却发现，面对更丰厚的薪水、更舒适的生活、更好的科研环境，很多科学家却作出了看似并不“理性”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选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52年，有位青年人正在实验室里带着学生做化学实验。那时候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如今吉林大学的前身，刚刚成立化学系，实验器材紧缺，几乎就是一穷二白。但是他和同事们因陋就简，用像卖肉案板一样的桌子拼成实验台，拿废旧的墨水瓶做酒精灯。

他是中科院院士唐敖庆，中国量子化学之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他婉拒导师的百般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有人曾评价，如果唐敖庆继续留在一个固定领域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将会取得更高的荣誉，甚至冲击诺贝尔奖。可是，面对祖国的需要，他只说了一句：“我服从组织分配”。

作出这样选择的不止唐敖庆一个人。中科院院士、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徐如人受过唐院士的指导，毕业时他负责学生的分配工作，但他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把自己从温暖的黄浦江畔，分配到了寒冷的东北，从此就是一生。

时间回到当下，徐如人的爱徒，中科院院士于吉红，面对一些高校开出的优厚条件，她却说，“我听老师的”。直到今天，她还和恩师一道留在吉林大学。

唐敖庆、徐如人、于吉红，三代院士，一份传承。那个墨水瓶做的酒精灯，至今已经成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院徽的组成，它燃烧着一份久久不熄的赤子情怀。

有人说，创业能到北京不到长春，能到长春市不到吉林市。但他说，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事业发展的空间越大。

远在郊区的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食堂里，经常有一个中年人“混”在学生堆里吃饭。简单扒拉几口后，又赶回实验室做实验。常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困了，摊开放在实验室的铺盖卷，倒头就睡。

他是“国家千人“杨春才。2015年他从美国回来后，一直这么生活。看他这样，很多人窃窃私语，这肯定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跑回来。

其实，杨春才很牛。他研发的化学生物传感器项目在美国获过重要奖项。虽然科研工作一样辛苦，但他每天都能陪伴家人，每个月也能抽出时间出去走走，打几次高尔夫球。

可他认为，跟个人赚钱比起来，带动祖国经济发展，那才是真的牛。于是他只身一人回到吉林，将研发方向瞄准了国家需要的高性能纤维的相关产品。年过半百的他像年轻人一样玩命，不但不觉得辛苦，还很享受。

他是个敢说话的直肠子，每每批评学生，总会说：“人如果闲着，和猪有什么区别？”他也是个内心细腻的人，虽然没见过黄大年，但是他却很了解黄大年的事迹，几次提起都眼含泪光。

杨春才的微信名叫“杨家将”，他告诉我，无论是杨家将还是黄大年，面对选择，都保持一颗为国尽忠的赤胆忠心。他说，“我，亦是如此。”

南仁东，“中国天眼”之父。2017年9月15日，也就是“中国天眼”启用一周年纪念日的10天前，南仁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72岁。

很多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他就是为天眼而生的。”单单为了选址，他就用了十一年，几乎踏遍了中国西南山区所有的洼地。

虽然南仁东老师生前，我没有采访过他，但在去年９月，我走进了他的家乡辽源，想听听他的家人讲讲这位中国天眼之父的故事。

但我从他家人口中听到最多的话却是：“我们不了解他”。

因为工作太忙了，南仁东很少和家人团聚，就连春节中秋都几乎在工作岗位上。

为了节省时间，他几乎靠泡面充饥，家里堆满各种过期食品。让我最难忘的故事，就是他一次回辽源，弟媳给他做了一顿饭，他吃的像个孩子一样，狼吞虎咽的。家里人看不过去，问他，“你都是这么大的科学家了，也不缺钱，干啥总在山沟里折腾，值得吗？”

他突然停下筷子，陷入沉思，说：“值。值。值。”

在场听故事的我们，无一不为之动容。就是这样一个打扮的像农村老头一样的人，用自己生命最后的20年，换来中国探测水平向前迈进一大步。

一次次的选择造就了你我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我们也如点滴水珠汇入历史的江河。从唐敖庆、杨春才、南仁东们的选择背后，我看到的是，他们的信仰、风骨和赤子心。

历史如果是江河，他们的精神便是河床，改变着流水的方向。一个国家有着一代代、一批批像唐敖庆、杨春才、南仁东这样忧国不谋身的科学家，他们怀揣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之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拥有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幸事。

能够记录他们的故事，是我作为记者，最大的幸事。

　　（孟含琪新华社吉林分社记者。长期负责科技领域报道，采写了一系列科技成果报道，曾报道多个科学家典型人物，代表作品有《从蒋筑英到黄大年——透视科技报国精神传承之“吉林现象”》《“黄大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等，其中《当除夕夜万家灯火,这对老夫妻还在实验室坚守》获得新华社总编室表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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