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之初，小贾曾经想过注册，“跟业内人士请教完，才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甚至究竟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还不如别自找麻烦。”就这样，小贾的托儿所悄悄开张了，“一直不敢对外宣传详细地址，连招牌都没挂，生怕引来麻烦，招生基本靠家长主动联系我。”如今，小贾的托儿所里有五六个孩子上日托，四五个孩子上晚托，“一个人每月收三千多，勉强够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小贾的托儿所还是在半年前遭遇了上门检查，“居委会的人以查消防的名义来，我坚持说是自己家，他们大概也没想好该怎么处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过，即便没有检查，小贾也并不轻松，“安全是最重要的，孩子本来就小，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前段时间有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脸被抓了下，后来就不来了，我再怎么道歉都没用。还有个孩子因为尿不湿换得不太及时，有点红屁股，家长意见很大。”
谈及托儿所的未来，小贾坦言“心里没底”，但她希望继续开下去，“其实很多人都在酝酿着开办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我们的幼托联盟群里就有60人。大家也看到了上海出台的标准，觉得在场地面积和园长资历的要求上可以更灵活些。”
观点
建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的社会托育服务，总结起来就是‘有需无供，有教无保，有心无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相较于众多双职工家庭的需求来说，目前托育服务的供给总量明显不足，结构严重失衡，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一些有志于办托育服务的社会力量没能得到合理的规范引导，造成大量“黑托”存在。
“北京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的情况类似，原本有的公办或民办幼儿园可以开设托班，但由于学位紧张，为保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求，只好缩小托班规模或取消托班。适应群众需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的名义注册的机构，开始涉足托育服务，但严格来说，这些机构不具备提供全日制托育的资格，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认为，应当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制定支持性发展政策，并尽快确定托幼服务的管理体制和主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