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案件，现在很多地方法院心存疑虑，要么是不立案，要么是立案以后驳回。法院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证券法》、《公司法》可诉性不强，基层法院说要等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我曾经建议过最高法院的同志，赶紧出台司法解释，但最高法院说，这不能闭门造车，要等基层法院有足够多的判例。但基层法院没有司法解释，就不敢断案，这就形成了循环。
新京报：从过往案例来看，中小股民胜诉的几率如何？
刘俊海：首先，民事赔偿与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不是重叠的，公司被证监会处罚了以后，还需要赔偿股民，不会因为被罚了款就可以不赔偿。二者赔偿金额不同，行政处罚最高罚60万元，民事赔偿则上不封顶，投资者损失多少就需要赔偿多少。
其次，中小股民胜诉的案例还是有不少的，但现在股民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追回一只鸡，就要杀掉一头牛”。这句话的意思是，可能股民损失的金钱、诉讼花费的金额和时间成本，全部加起来比最终得到的赔偿金低，所以股民不愿意提起诉讼。
希望未来我国可以降低股民维权成本，提高股民维权收益；降低公司违法收益，提高公司违法成本；降低公司的守信成本，提高公司的失信成本，这些是需要在制度上亟待考虑的关键因素。
绝大多数违法者没有被罚得“疼痛难忍”
新京报：公司的违法成本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刘俊海：大约10年前，曾经的“股市名嘴”汪建中因为操纵市场案情，被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罚款1.25亿元人民币，这是非常高的金额。但是，这种案例并不多见。现在绝大多数违法者还没有被罚得“疼痛难忍”，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违法者的侥幸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