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石阡府（县）志》载，明清时代，每岁立春之日，石阡府要整装集队，扎芒神和纸牛、迎春于东郊、打马游街、大摆筵席、行鞭春礼，然后赴城南“劝农行”。而知府除了要“劝农行耕”，还需带头犁田等。
“仪式过后，知府会发一个大拇指左右长度的银制牌子给春官，以此表明春官身份。”1949年，12岁的封复元开始跟随叔叔到镇远、施秉、天柱、剑河等黔东南一带村寨说春。
封复元回忆，从县知府领取“执照”后，春官就开始走村串寨说春。那时春官们常是三五人一队，到村后分工合作。“我们有个规矩：‘干寨不干家’，意思是每到一村，无论村民贫富，说春不能落下一家。”
春牛也叫“土牛”，身披红布和麻线。春官来到主家说春，主家除要备香、纸迎接外，还需备上麻线或五色线，及几串纸钱挂在“春牛”上，让春官走时能为主家带走“五瘟”（即五方瘟神）。
说春少则花上十来天，多则长达两个月，于是在封复元的说春之旅里，多了一个装有换洗衣物的布囊。说春于他而言，不只是一门谋生技艺，更多的是担负着祖辈传下的责任。
除却春官身份，封复元与一般百姓并无差异。说春结束后，他仍需回归日常，面朝黄土背朝天，用勤劳的双手向大地讨生活。
在封复元看来，解放前夕，是说春发展的鼎盛时期，说春不再有地域、姓氏之分。每年立春前后，春官们活跃于全县各乡镇村寨，为百姓送上一份份隆重的春天“节气书”。
解放后，因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改变等因素，“说春”这场象征春天的仪式被迫中断，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封武：“说春”谋生成过往
封氏说春有规：“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于是，封武与兄弟三人自小随父亲封复元学说春。
说春分“说正春”和“说花花春”两种。“正春”主要为“二十四农事节气”“渔樵耕读”“牛根生”“四大布洲”四首，春词多为吉语，内容涵盖历史、神话、劳动、生活等方方面面，描写天地形成与万物化育。“花花春”便是即兴说春，需要春官根据主家行业，三言两句说根源，能够口才流利地见子打子、见啥说啥。
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后，石阡说春得以复苏兴起，沉寂多年的春官们，在立春之后再次踏上蜿蜒的乡间小路，开启说春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