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程到村里贫困户唐玉凤家慰问。新京报实习生 周小琪 摄
返乡扶贫的“95后”每天都是“跑”着过
2018年跨年时，陈程的几个好朋友不是在香港看演唱会，就是去了北极看极光。只有她，在家守着遥控器，在不同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之间来回切换。“朋友圈也懒得发了，画风都差不多。”
我的好友陈程是广西灌阳县灌阳镇一名公务员，从事精准扶贫工作。那里是我们的家乡。从桂林市区到镇上只有大巴，汽车在前两年刚建成的高速路上摇摇晃晃两个多小时，才能开到山的深处。灌阳镇就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
上中学时，陈程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官。像经常出现在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张璐那样，唇齿张合之间，就能迅速而精准地把每一句汉语译成英语，“感觉这样特别酷。”
但去年6月30日，陈程从河南郑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坐上了回家大巴，山一座接一座地从窗边掠过。深浅不一的绿向四面八方绵延开来，没有尽头。
她的人生又一次和故土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第一次离农村这么近
陈程从小在县城长大，家境不错，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除了偶尔去一下乡下的外婆家，她人生中前二十年和农村的交集微乎其微。
“我那时觉得农村就像陶渊明写的那样，很田园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用来享受的。”
直到去年10月，陈程以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下乡，见到了贫困户张文军(化名)和他的妻子。
张文军家远离村落，孤零零立在半山腰。通往他家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对面不远处就是“山洪灾害危险区”。
房子虽然是两层的砖混结构，但没有安玻璃窗，砖墙也被腐蚀成了灰褐色。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黑漆漆一片，依稀可以看到内墙只用水泥粗略地抹了一遍。横梁裸露着，除了施工用的木质脚手架，空无一物。
陈程和同事来到张文军家时，张和妻子正坐在门口，一人一张小板凳，谁也不说话，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他们坐在那里，已经和这个社会彻底脱节。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联。”
张文军快六十了，背佝偻着，两鬓斑白，平时会去镇上做点儿零工，儿子在外地打工，妻子则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家里的年收入加起来不会超过两千块。
陈程突然发现，不是每个农民都能过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有不少人像张文军这样活着。她第一次和农村离得这么近。
不下乡时，陈程要接待来扶贫办反映情况的人，每天至少七八个。她要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类问题，大多数人通情达理，但偶尔也会遇上一两个例外。
一次，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办公室，大声质问自家为什么没被评上贫困户。陈程说，因为他享受了五保政策，不在贫困户评选范围。陈程和同事们花很长时间向他解释，可无济于事。
“他还要把我的电脑搬去卖钱。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通知保安把他架走了。”陈程苦笑着摇摇头。
半年记完一本工作日记
或许因为父母也是公务员的缘故，陈程从小就喜欢安定的、可掌控的东西，不希望生活里有太多变数。
以前上大学时，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准时上床睡觉。
选择考公务员也是看中它的稳定可控，喜欢这种朝九晚五的感觉。但事实却和陈程的想象全然不同，“5+2，白+黑”才是生活的常态。
成为职场新人的第四天，她就加班到了晚上十一点。饿着肚子走出办公室后，直奔附近的夜宵摊，点了炒粉和烧烤。那时，她以为十一点已是加班的极限，完全没想到之后还会熬大夜。最夸张的一次，她连续三天没合过眼。
“每天都是‘跑着’过的，”陈程说，“包括我们领导，你能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跑’。如果你不跑，做事慢吞吞的，就跟不上节奏。”
陈程的办公桌在镇政府政务中心三楼最里侧的房间。这间二十余平米的办公室内整整齐齐摆放着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以及一摞摞堆叠在一起的文件。
陈程从小山般的纸堆中抽出一个厚厚的绿皮本子，封皮上写着“工作日记”。短短半年内，她已经记完了一整本。
本子里是她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从最简单的打印、复印文件，到填写、核查各类表册信息，再到下乡去贫困户家里调研，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走访了23户贫困户。琐碎繁杂的事务，把每一天填得满满当当。
腊月二十七，陈程匆匆赶来和我见面。
她刚结束镇里“春晚”的表演，脸上厚重的舞台妆还没来得及卸掉。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最近都忙着排练，我们办公室出的节目是打快板。”
她从兜里掏出手机，密密麻麻几十行台词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脱贫”。
过去，“精准扶贫”是陈程在新闻里才会看到的词汇。现在，她每天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精准扶贫，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精准到户、精准施策、精准到人。”
为了做到“精准”二字，这两年贫困户的评议流程中特别加入了村民小组、村委会评议环节，以保证贫困户申请人的家庭情况真实可信。
至少能切实帮到别人
春节前夕，这座偏远的南方小镇异常温暖，日均最高气温达到了20度。按县里的规定，过年前，陈程要去对口帮扶的贫困户李小春家慰问。一箱牛奶，一箱苹果，是慰问的“标配”。
工作半年，陈程早有了自己的下乡“标配”：一个黑色单肩包，一辆白色电动车。她麻利地把慰问物资往车前的脚踏板上一放，跨了上去，风风火火地往村里骑。
刚进家门，李小春的妻子唐玉凤(化名)便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们住在一间颇有年代感的平房里，这间房兼具了卧室、客厅、厨房三重属性，床、沙发、电冰箱统统挤在一起。
陈程和唐玉凤聊得起劲，嗑起了瓜子。唐玉凤告诉她，家中新添置了电冰箱、液晶屏电视机，儿子学会了砌墙的手艺，孙女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学，小女儿也即将迈入高中的大门。
陈程觉得欣慰，对工作的满意度又高了一些。这份工作虽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轻松，但至少能切实地帮助到别人，而且很稳定。
二十多年来，陈程的梦想从老师变成翻译官，又从翻译官变成公务员。唯一不变的，就是她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她甚至不愿意去企业工作，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炒鱿鱼”。
我俩共同的一位好友，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去了成都工作，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工作了两三个月，又辞职做了独立编导，自己接活儿干。“我真的蛮佩服她的，但我可能过不来那样的生活，看着她奔波来奔波去，我觉得安安稳稳地在小县城也挺好。”
过去的一年，县里建成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座大型购物商场，横贯县城的江河上架起了一座在当地颇为雄伟的大桥，移动支付悄然出现在沿街的商铺里、街边的小摊上……
陈程见证了所有的变化，看着日子一天天变好，但偶尔还会怀念城市的丰富多彩。
前两年国庆假期，陈程和我还有两位好友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住在淮海中路附近，短短几天里，我们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所有风情，每个人都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
尤其是陈程，聊天时动不动就会来一句，“要是能再去一次上海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机会去上海工作，你会干什么？”我问她。
“考公务员。”陈程毫不迟疑。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总结2017年，为什么？
陈程：“惊奇”。刚从大学毕业，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必须很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以及新的工作岗位。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陈程：城市建设更加完善，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的“一桥”已经建成通车，新建了一个观澜购物广场。这表示着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而是转向更丰富的生活上的需要了。
新京报：2018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陈程：新的一年希望能从现在的岗位上学到更多的知识，向我的前辈们去学习更多与百姓沟通的技巧。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陈程：扶贫工作。我认为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精准”二字，专项资金应该要给一些真正有困难的群众，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或者是通过学习一门技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早日实现脱贫。
新京报实习生 周小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