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宏： 我国对转基因鱼的研究要比国外的转基因三文鱼早。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朱作言院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研究转基因鱼，是国际上获得转基因鱼的第一人。他领导的团队用草鱼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入鲤鱼，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鲤鱼。与四倍体鱼杂交后产生的三倍体鱼不育，确保了环境释放的安全性。这与市场上的无籽西瓜相同，因为三倍体没有生殖能力，不会繁殖后代。选育出的“冠鲤”的生长速度达8个月长到1-2公斤，而美国选育出的三文鱼“水优”长到1-2公斤需18个月。转基因重大专项启动时，动物方面的研究对象有猪、牛、羊，但在决策时却把这个技术上做得最好、进展最快的转基因鲤鱼排除在外，挺遗憾的。
当时也有专家提出用转基因技术培育速生、优质、抗干旱盐碱的树木品种。在森林生态和林业生产方面，“十二五”期间，中国商品木材总需求达到了3.6亿立方米，木材对外依存度已达43%左右。在这方面，抗旱耐盐的速生转基因杨树，已在进行田间试验。今年终于把几种重要的木本植物的转基因研究列入了转基因重大专项。
澎湃新闻： 那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推广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吗？
许智宏： 那个时候也是情境所迫吧。上世纪80年代我国棉区遭受棉铃虫的严重危害，棉花严重减产，一些地方甚至绝收。棉花是我国农田中使用农药最多的作物，根据棉区当时的信息，由于连年大量使用农药，棉铃虫抗性增强，据说甚至把棉铃虫浸在农药中都不死。当时全球一年农药的贸易量约为200亿美元，而中国棉田每年农药及其施用的费用就有约2.4亿美元！
解决棉铃虫的问题，也是解棉当时种棉农民的当务之急。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就设了转基因抗虫棉课题，虽然我们比美国晚了几年，但我们中国科学家没几年就研发出来了，开始推广中国自己的品种。那时美国孟山都来中国华北地区推广他们的转基因棉花，但在后来，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抗虫棉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这也促使美国公司逐步退出中国的抗虫棉市场，而转向印度。
客观上，我国棉区很大，各地气候、土壤等环境有很大差异，大作物很难由一两个品种包打天下，而必须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批适于各地的抗虫品种，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有优势。我国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培育，从2008年到2015年，已育成转基因新品种147个，累计推广4亿亩，占国内市场份额95%。抗虫棉的推广减少农药用量达40万吨。印度因为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棉花，现在印度的抗虫棉基本上用的是美国抗虫棉，棉花种子的费用就高了。所以，中国如果当年自己不做这方面的研发，那么抗虫棉的市场也就早被国外公司占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