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成都实践”将转化为“全国范例”和“全球实践”，成都需利用好地缘优势和国家开发开放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国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转化路径。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一国一地。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和西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是区域性、全球性的，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成都实践”将转化为“全国范例”和“全球实践”，成都需利用好地缘优势和国家开发开放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国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转化路径。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大城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核心牵引。
麦肯锡2017年最新报告《中国在全球化下一阶段的角色》中指出，当前全球GDP的75%由大城市创造，预计到2030年，全球大城市创造的GDP增长将达到总经济成长份额的86%。从这一趋势来看，未来大城市对世界经济的核心牵引作用将会进一步提升，同时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也将产生更大的依赖。2017年上半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11.4亿元，同比增长8.2%。成都选择了以人才驱动新动能、以产业承载新发展、以区域构建新格局的新路径——颁布了“人才新政12条”，让人力资本成为推进成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召开“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让产业发展成为立城兴城的基石；把握住“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以成德绵为核心区域依托，让抱团发展成为繁荣区域经济格局的制胜法宝。
二是作为文化中心的融汇枢纽。
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离不开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应对全球性危机，亟需治理主体观念的重构，进而带来文化与文明的复兴。成都有美食、戏剧、诗歌等独特的天府文化艺术，有大熊猫等独一无二的生物种群和生态文明。据国际抽样调查（SSI）对英法美日韩澳6国的研究显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较低，但对熊猫、绿茶、孔子、功夫等认知程度较高，其中就含有多个“成都元素”。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成都不仅传承历史文脉，而且以开放创新的积极心态，广泛学习借鉴现代城市文明的优秀成果。显然，成都文化内涵中的融汇特征，与包容和谐的全球治理精神的内核高度一致。
三是作为议题中心的集成平台。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主要是大城市问题，全球性危机主要源于大城市危机，拥有地缘优势的中心城市在发现问题、汇聚议题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全球治理责任。近年来，成都承办了世界航线发展大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全球性组织、平台的国际会议，是世界城市和区域电子政府协议组织亚洲区总部。国际议题集聚成都，不仅体现成都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而且有效传播了成都城市魅力、发展能级和创新创造活力。
四是作为全球化中心的关键节点。
成都加快推进中国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建设，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成都开辟了100条国际、地区航线，驻有16个领事机构和31国签证中心，国际友城数量已达33个。近年来，成都积极主动运用国家的开放战略和政策，如“一带一路”、“全面创新改革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驻蓉机构、企业及国际“友好城市”资源，发挥他们在西部地区的引领作用；搭建境外投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吸引更多的企业汇聚成都进行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深入实施“蓉欧+”战略，依托“两港三网”资源，建设国际门户城市，构建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性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成为“一带一路”的“供应链枢纽”和“内陆发动机”。
成都高新区 (摄影/张直)
为“中国方案”贡献成都能力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主动担当国家使命，围绕提升区域辐射力和全球支撑力服务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为促进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贡献成都力量。
要着力增强五种意识。
一是责任担当意识。成都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对接国家全球战略，作为西部大城市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二是战略机遇意识。成都应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世界城市大发展的全球战略机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
三是站高谋远意识。进入21世纪，全球15个大城市陆续发布了战略规划，无不具有全球视野。成都要以全球视野研究编制《成都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四是边界渗透意识。要突破城市行政区划限制，既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解决大城市问题，又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
五是规则共定意识。大城市要通过城市“镶嵌”国际制度，参与全球治理，把中国价值传播出去，把中国力量展示出去。
同时，成都应以“成都路径”贯通区域协同发展，破解治理难题。
一是要积极发挥好首位城市作用。成都应充分发挥好首位城市的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将习近平总书记“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思路转化为“成都路径”下的地方实践。要在城市设计规划层面包涵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实践层面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探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在产业培育中，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在全球产业分工、转移和协作体系中取得相对优势，并规划进一步升级发展的路径。这是成都成长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治理核心节点的物质基础。
二是发挥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用。在“一带一路”的总体部署框架下，成都独具向西向南发展战略交汇点的区位便利性，应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全力融入好、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借鉴国外内陆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经验（如芝加哥、苏黎世等），探索打造“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第一城”。成都在经济、文化、地缘上的节点优势应通过路径设计，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桥梁优势，提升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样板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升级发展的支点优势，进而率先提出西部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凸显“成都路径”的全球价值
成都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形成了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战略规划。当前和今后，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全球战略这个大局，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不断提升城市的开放发展能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伟征程中，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从这个意义来看，“成都路径”是国家中心城市借助国家级外向战略提升城市定位的系统战略，也是探索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和理论支撑。
在经济治理中，成都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以“蓉欧+”和内陆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使成都成为联通世界城市网络的经济节点。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提升、重构全球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和商品定价体系的话语权。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的经济增长之路恰恰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思路，且将它们付诸于实践。譬如：把握运用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紧扣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垂直化、生态化”的重大特征，坚持以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等，这些都成为指导成都城市经济治理及其机制探索的重要方法论。
在科技、文化环境营造中，成都留给世界的城市印象不仅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绿色、开放、创新”的现代性色彩。一座城市的科技环境体现了其现代化程度，文化环境则彰显了其包容性空间，而科技和文化最终指向的是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本导向、人文关怀、以文化人成为成都打造和谐社区、创业天地和人文城市的内涵式发展要素，从而增强成都对全球优质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让成都更快融入国际社会。
在对外交往中，成都以中国内陆对外开放为战略支点，坚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争取全方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成都正在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对外交往的中心，成为面向国际社会的中国西部之窗。成都的开放观念和心态，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国际交往和交流合作水平，而且还加快了人才引进、招商引资以及输出成都制造和服务的发展步伐。
在互联互通中，成都构建起以国际直飞航线、“148”高铁圈为基础的现代化、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增强与世界城市的互动和往来，成为串联中西部、联通欧亚、通达全球的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城市。只有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系统，成都的对外交往才能“走得出”、“引得进”。随着成都的国内外“朋友圈”不断扩大，成都将成为与沿海城市协同开放的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国家门户城市，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输出中国智慧的新通道。
（王辉耀，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陈涛，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