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边界渗透意识。要突破城市行政区划限制，既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解决大城市问题，又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
五是规则共定意识。大城市要通过城市“镶嵌”国际制度，参与全球治理，把中国价值传播出去，把中国力量展示出去。
同时，成都应以“成都路径”贯通区域协同发展，破解治理难题。
一是要积极发挥好首位城市作用。成都应充分发挥好首位城市的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将习近平总书记“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思路转化为“成都路径”下的地方实践。要在城市设计规划层面包涵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实践层面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探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在产业培育中，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在全球产业分工、转移和协作体系中取得相对优势，并规划进一步升级发展的路径。这是成都成长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治理核心节点的物质基础。
二是发挥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用。在“一带一路”的总体部署框架下，成都独具向西向南发展战略交汇点的区位便利性，应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全力融入好、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借鉴国外内陆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经验（如芝加哥、苏黎世等），探索打造“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第一城”。成都在经济、文化、地缘上的节点优势应通过路径设计，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桥梁优势，提升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样板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升级发展的支点优势，进而率先提出西部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凸显“成都路径”的全球价值
成都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形成了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战略规划。当前和今后，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全球战略这个大局，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不断提升城市的开放发展能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伟征程中，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从这个意义来看，“成都路径”是国家中心城市借助国家级外向战略提升城市定位的系统战略，也是探索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和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