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0岁的傅莹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4年后，傅莹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正式步入副部级干部序列。第二年，北京奥运火炬在西方一些国家传递时受到严重干扰，而傅莹出色应对，赢得各方赞誉。
傅莹曾在《火炬伦敦传递后的思考》一文中感叹，有一堵墙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这堵墙太厚重了， “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也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如果西方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后来，有人问傅莹，一头银发是不是有意染白的？傅莹说，“我头顶有白头发比较早。后来白的更多，就开始染发。在英国生活期间，我看很多人头发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开，不染了。”
在英国工作期间，傅莹开始奔走于英国政商学界，她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主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并多次公开撰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英国公众讲述中国的变化，她提到母亲的粮票，也常常提到她女儿所代表的中国年轻人。
傅莹坦大胆走向媒体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一位资深外交官说，“傅莹在英国的表现，为她成为人大首位女发言人加分不少”。
2009年12月，58岁的傅莹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2013年成为全国人大发言人。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对抗，与国内“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的官方回答方式相比，对于外交官的要求，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最后，不妨说说外交官该如何发声。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外交官几次与当地媒体互动，就会起到质的变化。但是，正如外交官嘴边常挂着的那句话，“谈总比不谈好，对话总比对抗好”，与其藏着掖着，像任凭不友善的媒体随意发声，还不如主动表态，最少的效果，也可以让当地受众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从大的方面讲，这也符合中国外交新时期“有所作为”的要求。
当然，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能像傅莹这样侃侃而谈的，除了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与过硬的业务素质之外，还需要有不少硬条件。
最基本的一关，就是语言关。我们可以注意到，成为当地媒体“常客”的中国外交官，往往能流利地使用当地语言。比如两任驻英大使傅莹、刘晓明与驻美大使崔天凯；又如，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精通日语，常在各个场合用日语阐释中方观点；再比如，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9岁起学德语，17岁到柏林留学，常年在德国与奥地利工作。
语言关过了，接下来就考验外交官的心理素质以及应变的能力了。和国内类似节目慢条斯理不同，西方的访谈节目节奏要快得多，这些主持人往往是经济、法律领域学者，习惯于咄咄逼人地“拷问”嘉宾，一些受访名人对他们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访谈节目的收视率高；恨是因为对主持人的提问“头皮发麻”，怕被问得下不来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