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前,10月2日,广州杨箕村举办回迁入伙宴给社会带来的讨论余温犹在。动员、搬迁、拆除、重建,杨箕村历时7年完成旧改,期间多少钉子户与开发商发生争议,多少村民临终不得归家。各方妥协平衡、曲折过后村民得以回归,农民房摇身一变成为高大上的商品房,村民一夜成了暴发户。
村民的发迹史,是城市文明推进的映照,也是城市地产的进化纪录,尽管多少有些变形。有观点说,这种变形便是社会不公的体现。杨箕村入伙宴上,小区道路摆放的1388张大红桌,600名顺德厨师,15000人庆祝新居入伙,这些数字刺激着眼球。
不少人认为,这是不劳而获的体现。那些在城市中孤身奋斗的年轻人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一边仇视他们又一边希望成为他们。只有在这种时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甘愿相信“命运”。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水贝村和杨箕村之间的关系,但同样的性质、相似的话题,全城参与讨论的情形,有过之无不及的热度,很难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