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票之前同样不知情的，还有在古城内开一家客栈的刘佳，“我是在2013年4月10日的前几天才知道要收门票的事，那时候我的客栈已经快装修好了，那是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但没办法，回不了头了。”
“决定权在政府手里”
这项突然颁发的“围城新政”，引发了当地居民和商户的“极大不满”。2013年4月11日，在实施“围城”的第二天，大批商户和当地居民因不满“一票制”政策关门歇业，聚集在古城北门码头，将凤凰推到了“风口浪尖”。
张海贵记得很清楚，那天沱江两岸站满了武警，几个带头“闹事”的人被带走。在他看来，商户的意见并不能影响凤凰县政府的决策，最后结果也和他预想的一样，商户和居民的反对并没有撼动当地政府实施“围城收票”的决心。
“如果旅游新政再不推行，整个凤凰可能会陷入一片乱象之中。” 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主任姚文凯对当时政府执意采取“围城收票”政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姚文凯举了个例子，2013年前后，一个房间一年的租金达到3万，而一个十个床位的客栈租金一年能达到30万，“当时门店价格虚高，泡沫经济达到了最高限，一旦泡沫爆炸，凤凰经济就会明显下降。”
对于没有事先征求居民和商户同意的说法，姚文凯称，当时政府确有对“围城收票”走访民众，举行座谈会，进行民意调查，“只是说程序上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可能有些人没有覆盖到”。
“围城”之下另一种乱象和不便
“围城收费”之后，另一种“乱象”却开始盛行。
“进古城吗？三十块一个人。”在凤凰古城东门城楼的验票点外，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小声询问着往来的游客。面对前来询问的游客，她先把对方拉到一边，称自己是本地人，只要说本地话就能免费进入古城，等到验票处的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可以把游客带进去。
在张海贵的印象中，2013年之前也有非法拉客的，但收门票之后，非法拉客的现象并没有减少，“好多人只想在古城里走走，所以给拉客的人提供了机遇”。
最开始，古城内客栈老板还可以免费带游客进入景区内看房，看完房游客仍需买票。一些老板为了经营想办法帮游客逃票，这样一来引起了古城外客栈老板的不满，一些客栈甚至挂出“无法生存”的横幅，希望政府严格执行一人一票制，杜绝非法拉客现象。
2015年6月底，古城内各客栈老板接到通知，“古城内经营者不能以任何理由带游客进入凤凰古城，”同时政府加大了查票力度。
以前，王梅几乎每晚都会和丈夫张海贵一起沿着沱江散步，但查票变严后他们再也没有去过江边。“往沱江的路上到处都是验票的关卡，每个关卡都会问你在哪条街开店、店名叫什么、隔壁有什么店，被问了心里会不舒服。”王梅说。
同样觉得不自在的，还有自小就在凤凰古城里生活的龙伟。龙伟居住在古城北边的老营哨街，街上一共设了5个验票关卡，其中一个就设在他家门口，“基本每个卡子都打过架，有一次我们一个本地人在过卡子时说了一句普通话，查票的人就让他买票”。
对这些原住民来说，“围城收票”带来的不便是更加直接的。“比如外地亲戚来古城喝喜酒、办丧事，但户口不在本地的都要先报告打证明。”龙伟举例说。
“网上都说好女不嫁凤凰男，因为嫁到这里还要给148元的门票钱。”龙伟有点无奈，如今他家周边的原住民都已经陆续搬到城外，把古城内的房子租给外地人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