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环球时报：夏宝龙主任还有一段话是，“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一部分市民对国家和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和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这其中所说的“中央可包容的、对国家和内地存在成见和偏见的香港市民”和“反中乱港分子”区别的界限在哪里？夏宝龙这段话又是在向香港社会释放什么信号？

刘兆佳：上世纪，中央当年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这一方针，就是承认了“香港存在不少人对中共、中国和社会主义有偏见、有成见”这一事实，并因此决定不把内地这一套在香港实施，而尊重香港的独特性。“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创制的。

但是，允许香港人在心理上、精神上不喜欢内地及其制度，不等于说你可以采取行动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我认为夏宝龙其实是同时在向三种对象喊话，而对三者释放的信号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针对激进的反对派，如果他们仍继续越过“红线”，他们的结局会非常悲惨。

二是针对普通市民，告诉他们“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方针并没有改变，只要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拥有的自由和权利都不会改变，普通的批评、骂一骂，料想中央也不会就不容忍，而且未来在一个更良好的政治社会局面下，民主发展的前景可能反而更美好。

三是针对有从政意愿的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中央有更严格的要求，即成为“坚定的爱国者”，不仅不能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还需要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必须效忠中央政府，接受中共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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