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底开始，中国各地医护人员响应号召，收拾好行李前往武汉。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李红艳也是其中一员。她于2月17日抵达武汉市第一医院，因为担心物资短缺，她和同事们在手提箱里装满手套、口罩、消毒剂、维生素，甚至包括成人纸尿裤。

“从给病人喂饭到帮他们在床上翻身，所有事情都要由护士来做。”香港《南华早报》写道，李红艳告诉记者，她闭着眼睛都能记得所有患者的名字和症状。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危。”另一名医护人员姚（音）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我们还必须谨慎对待病人，因为许多人非常恐惧地来到我们这里，其中一些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回忆起疫情暴发后她自愿留在抗疫一线的原因，姚答道：“我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声音说‘你必须这样做’。”

事实上姚的答案，也是无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选择。到2月中旬，包括解放军医疗队在内，中国已派出3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其中有1.1万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

拉美社注意到，尽管有1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中不少人在康复之后选择继续工作。

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在全民抗疫看到胜利曙光之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报”。

3月9日晚的武昌方舱医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捕捉到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中，一位医生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如释重负般躺在方舱医院的空病床上。

照片的主人公叫江文洋，当晚，他结束了在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个夜班。第二天，随着最后一批患者走出该医院，武汉市的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发现，一位中国互联网用户在江文洋照片下面的评论区写道：“你不会飞，但你是我的超级英雄。”

他们挺身而出，几乎是“一种本能”

“英雄”这个字眼，不仅用来形容解放军和医护人员，也被外媒赋予了更多的普通人。

美国《纽约时报》把目光投向“中国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

“这项工作艰巨而危险。”报道写道，为了降低感染风险，骑手张赛被要求“不得将食物送到顾客的家门口”。然而，当得知顾客年纪大，无法下楼后，张赛“心软了”。

《纽约时报》表示，在被封锁的武汉，快递小哥让新鲜的肉类、蔬菜和其他物资流向有需要的人。他们运送着食物，也运送着希望。

另一名骑手李峰杰（音）的故事，则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关注。报道称，武汉的公共交通停摆后，李峰杰步行了30英里（约合48.3公里）回去上班。

“我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我管理着一个骑手团队，那时有一部分人仍然在武汉干活，所以我必须过去支援。”他对《时代》周刊说，“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赶往武汉支援，我们这些骑手也应该在前线跟他们并肩作战。”

1月31日，在武汉市汉阳区，外卖小哥在空旷的马路上合影留念。（新华社）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选择挺身而出、并肩作战，是“一种本能”。

“疫情暴发后，我所在大学的学生会立即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小组，接送医生和护士并向邻近社区运送食物。我说服了父母让我加入，我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也会需要像我这样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学生王新义（音）对埃菲社记者说。

埃菲社盛赞志愿者大军帮助武汉屹立不倒。对此美国《时代》周刊也表示认同。《时代》周刊解释道，志愿者们汇成了一支非正式的市民力量，来照顾负担过重的政府无法满足的紧急需求。

“他们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比如一名年轻女子给环卫工人发口罩，一位母亲租用一架直升机来运送物资。各种网络被调动起来，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的为夜以继日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购和递送卫生用品的网络……”一位要求不具名的32岁女性对美媒说：“我没想太多。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埃菲社还注意到一些“最显眼的志愿者”：戴着红袖章并负责在小区和建筑物出入口进行防控和安保的人员。

“我是一名党员。”一位在住宅区入口处工作的志愿者自豪地说。

“我相信这里，我们将留在这里”

因“封城”而留守武汉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在疫情发生后没有离开武汉。他主动提出将诊所房间提供给政府使用，而他自己则争分夺秒，为病人提供上门服务。

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报道称，这位医生开着自己的车行驶在武汉的街道上，他不担心自己会被传染。克莱因说：“我们是科学家，如果自己都感到害怕，我们将无法帮助患者。”

另一名科学家蒂莫·巴尔茨教授不是医生。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专业领域是雷达遥感。在“封城”的第一周，德国《西塞罗》月刊网站编辑电话采访了蒂莫·巴尔茨。

“在紧急情况下，您会感到安全吗？”蒂莫·巴尔茨回答道：中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武汉设有大型研究中心。这里有专业知识。我相信这里的系统，即使患者数量之多令人生畏。但中国有能力。

他还向《西塞罗》月刊网站介绍道，当地政府努力做到尽可能开放。“手机也能接收到信息。还有针对外国人的电话号码，可以用英语询问情况。也有24小时热线电话……”

一些留在武汉的外国留学生成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社）

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因与巴尔茨或许是最早一批向外界讲述武汉真实状态的外国人。克莱因对中国人民在逆境中爆发的力量感到钦佩。他对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说，“中国人在抗击这场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纪律和团结。试想一下，一个欧洲国家是否有勇气采取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做到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疫情。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我们应该反思”。

德国专家比约恩·纳山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3月中旬，他接受德国《世界报》网站采访时直言：“与其嘲笑中国的抗疫措施，不如更认真地去倾听。”因为，这些措施显示出效果。仅过了6个星期，中国的感染人数就迅速减少，公共生活已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武汉，小心翼翼地调整呼吸声

对武汉而言，3月18日是一个里程碑。当天，武汉市第一次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用西班牙《世界报》网站的话说，“这座城市重新看到了曙光”。

而中国最高领导人3月10日视察武汉之行，则被认为“首先传递了一切正在逐渐回到正轨的信号”。

“此后，政府开始放宽对湖北的防控措施，允许部分工厂及其他认定为重要级别的企业复工复产。”美联社写道，到3月底，公交和地铁也恢复了运营，火车站重新开放，数以千计的旅客来到武汉。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4月2日描述了这样一个的场景：站在江汉路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坐地铁的21岁武汉大学女学生李武玲（音）激动得身体发颤。尽管戴着口罩，但仍然能感觉到她脸上的笑意。李武玲说，她坐地铁只是想重温那种在摇摆的车厢里被陌生人包围的感觉。

李武玲的同学则说，“我必须上街亲眼看看，街上是否有行人，商店有没有开门。看到我的城市一点一点地苏醒，感觉真是太好了。”

这不是两位大学生才有的想法。一位英文名叫凯特的女老师在楚河汉街步行街购物。她对美联社记者大声说：“我太激动了，我想哭。”

她还说：“在家里困了两个月后，我想跳跃。”于是，她激动地跳跃着。

3月30日，人们在楚河汉街逛街。（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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