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澳门是全世界少有的不设防城市，只设略显孱弱的警察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在澳门甚至上演过黑帮当街砍死法官的惨剧，许多官员因此惧怕黑社会势力，不愿过多管制。

凡此种种，无不给黑社会团体极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借机控制澳门的赌场、歌厅、地下钱庄，帮派之间也因利益纷争在街巷上大打出手。

社会治安尚不能维系，经济发展又从何说起？深受黑帮之害的澳门人民，在正式回归前甚至邀请解放军提前进驻。

1999年12月20零时，澳门回归中国。那天，当地政府组织安排了500名学生在关口欢迎解放军驻澳部队。出乎意料的是，澳门竟有3万人自发到关口夹道欢迎。

随后6000名解放军官兵进驻澳门，“崩牙驹”也被澳门法院裁定以参与黑社会、拥有军火等罪名成立入狱，澳门本地的杀人案也在一年内由37桩降至1桩。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转好，扫清了澳门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

然而好景不长，2003年非典袭来，以博彩旅游为支柱的澳门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果断放开内地部分城市居民赴澳门“自由行”，并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帮澳门挑旺人气。

自此，大批访澳旅客从内地出发，为澳门的旅游、零售带来生机。特别是实施“自由行”政策后的2004年，访澳旅客总数激增40%，达1600多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为950万人次，比开放前增加了80%。

与此同时，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对博彩业实行有限赌权开放，结束了有65年历史的澳门博彩专营制度。在内地“自由行”政策的配合下，博彩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从2002到2011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上升至2691亿澳门元，9年增加11倍。

只是，博彩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增加了澳门的社会成本。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房价攀升、中学生辍学率升高、中小企业经营负担加重等问题接连涌现。调整过度依赖博彩业的产业结构、让经济多元化发展，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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