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北等地出现整改方案的照搬照抄，可能就是一种“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惯性。

写文件的人不是干事的人，干事的人不是写文件的人；文件里说的是一套，实际干的可能是另外一套。写文件的人不了解实际工作的情况，那么只能费尽心思，用堆砌文件的方式把工作体现出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无论是写文件的人还是干事的人，都知道文件就是个形式，写成什么样不重要，有一个摆在那里就行。

不得不说，在基层，“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有时候是管用的，因为有时上级来检查工作的也只是个写文件的，只懂看也只会看文件。只要工作有实效，文字工作有点夸张、虚构似乎无关紧要。

如果脸皮再厚一点，运气再好一点，文件出了，工作就算干完了，对上级也就有交代了。

没想到，这一次中央环保督察居然看得这么细，各种文件里相互抄袭、弄虚作假等问题都找出来了。

这咋整？

不会做

抄袭事小，背后折射出的事大。

整改方案照搬照抄，除了体现出这些地方政府敷衍、应付的态度，恐怕还暴露出工作能力的不足。

督察组发现，吕梁市金桃园焦化公司焦炉四处冒火、浓烟滚滚

顾名思义，整改方案是上级整改意见提出后，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的落实方案。每个地方情况不同，问题也不同；最清楚问题症结的，应该是每个地方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当然应该对症下药。

坦率说，工作难度肯定不小。在山西、河北这样历史形成的能源型、重工业型省份，厂矿林立，需要去产能的企业极多，牵涉到的就业、社会稳定等问题又多，地方利益错综复杂，很多问题肯定不好解决，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

可是中央环保督察这么强的“东风”摆在这儿，就没想着去借一点？我们早就分析过，中央环保督察借鉴、对标的规格和方法都是从反腐的中央巡视组那里来的，这么高的政治规格，到了下面难道“纹丝不动”？

要知道，中央把污染防治列入”三大攻坚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许一些工作现在做不到、做不彻底，可摸底工作总要做个七七八八吧？比如，禁煤区要不要划，怎么划？哪片先划，哪片有困难只能后划，总得有个大致的判断吧？

如果这些摸底工作和基础判断都做不了，后面的工作肯定没法儿开展。

去年8月份，山西临汾因为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动手动脚”，副市长第二次被进京约谈。约谈临汾的生态环境部和山西省政府认为，数据造假的做法“严重背离了中央要求，严重误导了环境决策，严重侵害了公众知情权，严重伤害了政府公信力，情节十分严重”。

对空气质量数据造假的定性都如此严重，照抄照搬整改方案，是不是也够得上相似定性？

从我们调研的现实情况看，地市以下环保及相关部门专业人才短缺比较普遍，以至于写文件的人不懂业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环境治理能力不足，通俗地讲就是“不专业”，可能是这些地方抄整改方案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在根子上，解决问题最需要的，依然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态度。作为一级地方的主管者、直接治理者和决策者，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或者在心态上不把环保整改当回事儿，昨天的数据造假、今天的照抄照搬，明天还会上演不同的戏码。

过去，在发展GDP为导向的政绩竞争中，各地纷纷能够做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整套针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也就是北大学者周黎安所言的“政治锦标赛”机制：经济发展得好，晋升的几率就高；在地方间的竞争中，这构成了官员非常直接的动力。

现在“指挥棒”变了。强调不唯GDP论英雄，但如何考核生态环保实绩、如何配套地赏善罚恶，让地方官员真正有动力去做这件既麻烦又艰苦、可能得罪人、还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短期效果的事情？

这是一道非常深刻的考题。但是，如果看不清中央政策的走向，也绝对难称“政治上的明白人”。

话又说回来，在中央第二督察组向山西反馈“回头看”和专项督察情况的次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考核结果。表现最差的十个地级市里，山西三席，吕梁全国倒数第一；河北两席，邢台名列倒数第三。

两个整改方案被中央点名“照搬照抄”的省份，近期环境治理成绩如此不理想。

除了历史包袱之外，恐怕，作风与治理实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巧合。

2019年1-3月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后30城市及所在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