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理论范式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200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在全球普及的学科范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所谓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的严格划分，在现代大学的院系体系中变得越分越细，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西方化”色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否思”。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这种“学术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更是频繁受到质疑。中国等大量新兴国家开创了新的发展实践，人类社会演进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创新。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
虽然亚洲尚未做好拥有全球领导权的准备，但亚洲尤其是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精神，使越来越多人相信全球新领导力量的重心转移至亚洲是高概率事件。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行业的“换轨领跑”趋势，展现出中国将引领全球的制度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