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革命动能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400年未有之大变局，智能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17世纪以来，物理科学革命的发生，使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数字货币、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随之也将出现颠覆式的革命。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应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尝试。
从国内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democracy）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福山的反思折射了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重新选择。
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社会法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深入的考量，这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基础上的政治设计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环顾欧美各国，普遍存在着对国内政治体制的集体性困惑与焦虑。国家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正在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