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宛农合作社，是南阳当地颇具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平台。从成立之初，陈增喜就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编教材、做培训、出杂志等等。壮大起来之后，合作社的负责人过意不去，多次提出要赠给陈增喜一部分干股，权作劳务费。陈增喜坚辞不受：“这是我们科技局分内的事，收钱算怎么回事！”时至今日，陈增喜还是这本《宛农春秋》的“无稿费主编”。
这世上还有人嫌钱扎手？陈增喜似乎就是这样的人。“过宝山而不入”，他宁愿做这种“傻子”。
在他看来，“大钱”扎手，“小钱”也扎。
2004年6月的一天，烈日当头。金华、黄台岗、官庄镇农民先后打来电话求助，说是玉米螟灾情严重，撒了呋喃丹还是止不住，眼看虫灾就要蔓延。他立即借车赶到现场，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逐块查看三个多小时，汗水和着玉米叶上的刺毛往下淌，从地头出来双臂都是血道道。等到处理完毕，已是下午两点，村干部一看饭点儿都过了，有些过意不去，要塞给他50元当饭钱，他说啥不要，跳上车就返程了。
陪王志勤去山东莱阳考察脱水蔬菜那次，如果从南阳汽车站坐车，要180元；从红泥湾坐，要100元。为替人家省下这80元，他愣是先坐公交车到红泥湾，再倒车去山东。
然而花起自己的钱，他就没那么抠了。
公车改革之后，从公务平台要车很多时候没那么及时，为了节约时间，陈增喜常常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给农民帮忙。一个月下来，往往要搭进去1000多元油费，而他自己的职级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
前年，汇博生物公司入驻园区不久，陈增喜即着手帮他们编制高新企业申报材料，为了赶时间节点，他自己先垫付了两三千元材料费、申报费。“这事儿过了半年我们才从别人那里知道。”朱天钢说起此事，仍感动不已。
陈增喜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是家里职称最高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评上了高级农艺师，相当于副高职称，却是收入最低的人——不要说妻子曹志华，就是刚刚毕业没几年的儿子，收入都比他高得多。
对此，他看得很开：“为民服务不图钱，吃饭睡觉都香甜。当了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要当干部。”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拿单位发的工资，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工作，对得起我的良心，我很知足。
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更不爱钱。陈增喜到底喜欢啥？
可能是面条吧？因为他不管是下乡指导农民种菜，还是到企业解决问题，人家想留他吃顿饭，他总是一碗面条就打发了自己。记者陪他下乡采访一整天，晚上回到公务灶，他也是要一碗面条，就又忙着值班“双创”去了。
更可能是学习。陈增喜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如果不开会，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先在网上浏览一小时新闻，晚上睡觉前再看一小时书，办公室除了订阅的各种党报党刊，还有十几种科技书籍、杂志。人们都知道他风里来雨里去地忙，却鲜有人注意，年过五旬的老陈，已经悄悄读完了西北农林的本科、华中农大的硕士，还拿到了第一批国家注册高级咨询师证书。
“这个证了不得。”经常到北京、上海出差的王长怀跟记者介绍，“在北上广的高档写字楼里，注册高级咨询师可是按分钟收费的。”但到了陈增喜手里，这证就“白瞎”了。别说咨询费，20多年来为农民朋友讲课、培训，他哪里收过一分钱？
图啥？“咱动动嘴皮子，撸撸袖管子，就能让农民朋友致富，这多得劲儿！”
这是党员干部应该追求的“得劲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百姓。
行走在人群里，他像个普通人那样，岁月静好，家庭和睦，低调地做着他觉得该做的事情；聚焦在灯光下，人们才发现，35年过去，再评价这个人的时候，已经需要仰视他了。
这就是陈增喜。
他像一颗不生锈的铁钉，35年扎根基层，在农技一线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像家乡清亮的白河，一年有200天走在乡野，滋润着十余万农民的庄稼和心田；他更像一座独玉雕成的丰碑，那上面不但有无数的荣誉和奖章，还折射太阳的光芒，照亮年轻农业科技人的梦想。
陈增喜的背后，是宛城碧绿的田野，蜿蜒的白河；再往后，是广袤的中原、雄壮的黄河。成千上万个科技局长陈增喜，撑起了河南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的豪迈，夯实了河南“国家粮仓”的底气；成千上万个党员干部陈增喜，扛起了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出彩的历史使命，更挺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