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感情牌，关系维护更要真金白银。“我之前在某地区做药代，医生出差时随便给我打一电话，从出家门口一系列的行程安排花销我就全负责了。这只是建立感情初期，等真拿到合同了，8年前一个常务副院长最少是一件3万多的貂皮大衣，一个医院至少3个副院长，都得给。”曾经做过医生、也做过医药代表的王美兰说。
在赵新看来，药企最大的成本是审批和推广，刨去这两块，赚到的利润可能也就一两成，所以不得不千方百计提高销售量，做大规模，这又得拼命和医生搞好关系，进一步助长用药过多、过滥，形成恶性循环。
提高销量很多时候是药企的硬性要求。“比如我去年的任务指标是170万元的药品销量，而今年就增到了240万元。这意味着我去年跑20个医生，今年估计得跑30个”，李达说。这种工作上的压力也传导到了李达的生活中。“主要是社交上，这个职业还是太敏感了，很多时候真的羞于和别人亮明身份，感觉会受到歧视”。
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医药代表的高薪收入诱惑力太强。在这样一家跨国药企中，李达每月的底薪可达七八千，加上销售提成，月收入可达15000元左右。而他所在城市的月平均工资仅有两三千元。
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以药补医”助长行业潜规则
在药品的销售环节，除了医药代表的主动为之，医生作为另一方，也在交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