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之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除了约束自己，还应管管“他人瓦上霜”，发挥监督、促进作用，为治霾增添正能量。
“清新的空气是我们大家共享的公共产品，需要每一个市民的共同打造和精心呵护。”前不久，山西临汾二氧化硫浓度“爆表”，“压力山大”的临汾市政府发布了致市民的一封信，呼吁面对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全体市民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电话、微信、随手拍等形式，积极主动地举报身边污染环境的不文明行为。
黑龙江省环保厅厅长李平表示,政府的环境政策需要公众的支持，单靠环保部门无法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每一家企业，需要全社会共同监督，当发现身边的污染问题时，应勇敢地站出来向有关部门反映。
生活管理的精细化、绿色化，不会自动到来，需要通过具体的法规、政策加以推动并固化。蓝虹表示，为了引导公众参与治理雾霾，从经济手段来说，可以通过对高污染产品征收消费税等措施，抬高其成本和价格，来引导公众作出绿色选择。另外，汽车尾气排放是重要的雾霾来源之一，可以通过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等方法增加开车出行成本，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设施绿色出行。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执行理事胡敏说，大家这么关注空气污染问题，但据她了解，全国人大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征求意见阶段，收到的公众意见却非常有限。“未来，希望能有更多公众积极地参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共同推进雾霾治理。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
相关报道
日本四日市各界合力治霾，政府、企业和市民各担其责
“四日喘”是怎样消除的（他山之石）
本报驻日本记者田泓
《人民日报》（2017年02月25日10版）
四日市是日本中部一座有3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被日本甚至世界熟知，是因为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名称——“四日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严重的大气污染让四日市成了哮喘病的高发地。四日哮喘病和熊本水俣病、富山痛痛病等，成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的“四大公害”。
从1955年开始，四日市逐渐建起10多家石化工厂。1959年，日本第一家集炼油、发电于一体的综合石化精炼厂也落户四日市。然而，曾经被描绘成现代化象征的大烟囱，却给居民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扰。空气中充斥着恶臭，城市被雾霾笼罩，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太阳。孩子们戴着口罩在教室里上课，无法开展户外运动。哮喘患者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不堪其苦，选择自杀。
三重大学监测发现，四日市大气中的硫氧化物严重超标，而第一石化厂周边居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
1967年，污染最严重的矶津地区的患者，向第一石化等6家企业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开启了日本“公害诉讼”的先例。这场诉讼历时5年，最终原告胜诉。
日本政府开始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于1969年制定了硫磺酸化物的环境标准。此后随着国民环境意识的增强，日本对于大气污染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并且越来越严格。
四日市走上了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治霾之路，摸索出许多对日本治污产生重要影响的经验。1972年，四日市所在的三重县政府修订《公害防止条例》，在全国率先导入“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方式，以维持人体健康为基准，对工厂所能排放的污染总量进行限制。四日市16家企业被要求安装电子监测仪，将使用燃料的种类、排放量、硫氧化物指标等数据即时传回县环境科学中心。
严苛的环境标准倒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排放。1974年，四日市石化厂引入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脱硫设备。1990年以后，四日市的石化厂普遍装置了脱硝设备。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四日市的大气污染被逐渐控制。
在上世纪60年代“四日喘”高发期，四日市对被认定的公害患者实施医疗救助，这直接促成了1973年日本政府制定实施《公害健康补偿法》。该法通过向污染企业强制征收污染费的方式，为污染受害者筹措补偿费用，用行政手段实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1995年，四日市通过《环境基本条例》，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目标，明确了政府、企业和市民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中，对市民的要求是“努力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的负荷，积极配合政府各项环境措施”。
四日市积极开展环境教育。市立博物馆内的公害与环境未来馆，通过大量资料回顾城市从污染到治理的过程，邀请当年的公害受害者讲述亲身经历。“四日公害”被写进中小学教材。政府每年举办“地球环境奖”活动，表彰在环保上取得成绩的团体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