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一些研究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在理论上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有以下原因：其一，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著名史学家钱穆曾强调说，每一位国人都必须了解本国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的历史为无价值；尤其不可自以为是，将现实中的“种种罪恶与弱点”，都诿于古人。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应当说，一些人一味抹黑新中国的历史，诬之为“苦难的岁月”，恰恰暴露出自己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浅薄狂妄”和陷入了“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其次，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尽管历史无法再现，因此历史认知具有相对性，难免见智见仁，但人们对于历史的既有认知仍具有客观真理性，不能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指出，史学研究毕竟材料大多完备，故“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这就是说，史学以史料为基础，是非得失自有评判标准，与主观臆说不能混为一谈。一些人为抹黑新中国，刻意将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事实上，只需翻开《申报》之类当时的报刊，其谎言便会不攻自破。因为每天报刊上充斥的无非是国衰民穷、令人心酸的信息，哪有什么“温柔之乡”？其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某些人看问题，不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综合和长时段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其四，囿于个人情感。某些人因个人或亲友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心中阴影犹在，不能超越个人恩怨客观看待历史。此虽可以理解，却非治史之道。
于沛：历史虚无主义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野蛮、蒙昧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深刻的批判，对今天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如果说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历史唯心主义更多地从哲学概念和范畴中表现出来，那么，历史虚无主义秉承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联系具体的历史进程所表现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则更荒谬、更极端。1844年，施蒂纳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风靡一时。他的名言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是万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对或不对，由“我”决定。这种主观臆造的、虚幻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重新定位”和“彻底消解传统”；通过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孤立化、抽象化，其实质是企图“重写”历史、消解主流思想舆论。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郑师渠：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在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历史学科来说，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一是必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我们必须大力建设唯物史观理论高地，让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界无所遁形。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强调认真研读马列著作。这一点很长时期以来实际上被淡忘了。年轻的学者尤其需要补课，否则如何具备科学判断力、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教材不仅沉淀着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学生学习的范本；更重要的还在于教材体现史观，它从根本上规范着教与学，明确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三是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必须在尊重和继承前辈学者尤其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进取，包括史学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既是史学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拒绝历史虚无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