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的确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开后现代主义之先河，其核心主张便是尼采的名言“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有自身的合理性，却不免趋向反理性的误区。这在历史领域便是导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尼采说：“解救过去，把一切‘过去如此’改造成‘我要它如此！’——我以为这才叫解救”，就反映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继承并超过前者，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深刻影响现代文明进程的同时，其反理性的误区也在扩大，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更被推进到了愈加理论化、精致化的阶段。无论是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还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J·F·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说，都是在极力主张“彻底消解传统”和否定历史具有的客观性。据此，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都被一笔勾销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呈颓势，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传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梁漱溟等，恰恰都是主张反省欧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极力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健将，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诸人，也反其道而行之，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说，倡言科学与民主。这反映出当时先贤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可贵的鉴别力。固然，后者在批判传统文化过程中表现出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但需指出两点：其一，这是其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所致，而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无涉；其二，此种非理性倾向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因此，当下亦步亦趋、照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如何从思想方法层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杨军：历史虚无主义惯于为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结论，宣扬研究历史要抱持“超然的、中立的”态度，要坚持“客观标准”。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却在大力宣扬近代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中国人抵抗就是“盲目排外”，其价值取向恰恰非常鲜明，所谓“客观”“中立”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历史虚无主义强调它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但其研究和叙述往往陷于形而上学，存在以下突出错误：其一，简单化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滥用史料分析法，以微观层次的证据解释宏观层次的历史过程，或者局限于用某类特征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二，选择性观察。基于预设的目标，一些研究者往往对符合目标的事例、证据大书特书，而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信息则忽略、排斥。比如，为了推崇民国就大力渲染民国时期大学有学术自由、国民党对大学教授尊重和优待，而对国民党控制高校、残害进步学者和学生只字不提。其三，过度概括。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扩大证据的适用范围，以得出所需的结论。如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失误和曲折来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归纳、推论超出证据的有效范围，必然导致结论的荒谬。其四，想象臆断。历史虚无主义或是扩大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或是根据孤证、伪证来推断得出某个结论，或是根据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历史发展的某种可能。这些错误表明，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只是形式实证、伪实证，它没有遵循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规范，对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是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