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病
这些审判之外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素华有过论断：“法院参与招商引资，会在情感上产生偏爱，当投资人和其他社会主体产生争议时，有可能做出有争议的判决”。
更为严重的是，招商引资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官职责，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早在2004年，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就表示，如果基层法院参加招商引资、搞各种经济创收，势必要破坏独立审判原则，迫使法院与企业合作，法官与商人合作，法院和法官就可能拿手中的审判权、执行权与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当事人做交易，以换取招商引资、经济创收任务的完成。
甚至，近年来，在某些突发事件、地方维稳和非诉拆迁中，也屡屡见到“政府指挥法院”的影子。
比如，在闻名全国的辽宁省鞍山市“海城拆迁模式”中，政府和法院达成了默契：对部分拒不搬迁人员，政府以排除妨碍起诉，法院依法裁定先予执行。下发裁定后，法院不接收被拆迁户们反对强拆的复议申请书，直接下发裁定强拆的法院公告，并迅速强拆。
2012年2月13日的《鞍山日报》说，“实行上述模式一年来，海城市人民法院运用此类方法化解案件223件，帮助政府清理土地上百亩，十余个超亿元建设项目落地开工”。
令人费解的是，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中的“先予执行”，很早就在国家层面被叫停了——2011年1月，最高法曾专门下达通知，要求“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
有法院系统人士指出，这种让百姓深受其苦的拆迁模式，成形于鞍山原市委书记谷春立疯狂拆扒之时，并得到鞍山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的支持推广，“海城模式”前后推行了四年多——如今，这两人均已被调查免职。
这一切，损害的都是司法公正，以及司法机关的权威。
根源
根子在哪儿？
有法院领导坦言，在组织结构上，本来应当作为全国司法层级一部分、只是设在各地的法院，因为财政、人事等诸多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权力，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成为“地方衙门”。在某些案件的审判中，会以地方利益为重，难免受到地方权力干预，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权力的角力场。
这就是备受诟病的“司法地方化”现象。
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明确要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
最近最高法的文件，就是相应的配套办法。文件将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等工作，界定为“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各级法院不仅应当拒绝任何单位、个人安排法官从事上述事务的要求，也不得以任何名义安排法官从事上述活动”。
此外，《办法》还严禁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地方招商、联合执法，严禁提前介入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杜绝参加地方牵头组织的各类“拆迁领导小组”“项目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这只是司法去地方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