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破除“司法地方化”的顽疾，一直是顶层设计的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任务。
其目的，都是排除地方对法院的限制和干扰。目前，改革正在进行，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聂树斌案的无罪改判，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做出的判决。
难题
但改革也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法院财政由省级统管”，就牵涉到众多技术性问题。
就司法实践来说，法院的经费保障与同级地方财政的“脱钩”越是彻底，司法审判摆脱地方不当干预、司法机关不受特定地方约束的概率也就越大。这道理很容易懂。
但省级统管后，处于地方的法院，仍会和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根据当前试点改革反馈的信息，“地方津贴”仍对不少法院的经费待遇产生重要的影响；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地方党政也仍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窥斑见豹。诚如美国金融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言：“控制了一个人的衣食，就控制了他的意志。”
愿景
一方面是面临案多人少的重压，另一方面深陷地方事务的泥潭。很多时候，法官也是有苦难言。
有学者曾经举例，某地法院在一起行政诉讼中，顶住压力，判决地方政府败诉，搞得当地领导很没有面子。于是，法院的电路就经常“被跳闸”，连正常办公都没法进行。更为严重的是，该法院家属区原本属于当地重点中学的片区，后来也划归到了相邻的一所普通中学。
心照不宣，却又明目张胆。谁让你“不听话”呢？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学过法律的人，应该都熟知法学家德沃金的这句名言。可惜，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有许多地方官员并不清楚，司法是一项“中央事权”——否则，他们就不会把法官当成自家的“长工”，随意安排杂七杂八的事务，模糊了法官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角色定位。
《实施办法》，是法院的“自我解压”，更是法院和法官明确自身司法属性，并准备予以坚持的一次具体宣告。这是司法去地方化的部分努力，也更需要地方政府层面的认可支持。
但愿，从现在开始，这些被最高法认定为“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能给广大法院和法官一个挺直腰杆说“不”的充足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