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网约车也有问题，比如早上8点是上班高峰期，约车就难约到。“手机屏幕上显示，对不起，现在没有合适的车，请你过一会儿再约。这说明当时出行的人比较多，而可供调遣的车又不够。”陈昊苏说，他曾经问过司机，“为什么不再多加一些车?”司机回答他：“如果车再增加的话，高峰时期过了，车又没人坐了。”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陈昊苏出行都选用首汽约车。他说现在网约车开放了，这是好事情。在这之前，陈昊苏去机场的时候，还坐过黑车。那时候，司机会提前叮嘱：“如果有人查车，查的时候一定要说，我们是一家人。不要乱说，乱说了就要挨罚。”
陈昊苏提到八十年代曾经流行的一句口号：“理解万岁”，他还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别的行业的同志要尽可能给予理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推动改革的人们和被改革推动着走的人们都要互相理解。”
陈昊苏认为，地铁是将来居民出行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地铁网络应该更加完善。陈昊苏回忆，80年代的时候，北京市委、市政府讨论城市地铁建设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昂贵”，当时一公里地铁的造价是几个亿，而政府的财政经费并不多，算下来，修一条地铁要花费几十个亿，“负担不起”。
如今的北京已经有了十几条地铁线路，通车里程超过550公里，目前还有300公里在建里程。对此，陈昊苏感慨道：“确实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
“我在区政府和市政府工作的时候，都要研究怎么发展我这个区，怎么发展我这个城市。”陈昊苏说，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百姓，对于幸福生活都是有自己的期盼的，都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措施。政府应该尽量对群众的要求给予理解，并采取措施给予满足。反过来，老百姓也要理解，政府不是万能的，做好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城市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多一些耐心。当然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完成老百姓交付的使命时，也不能表现消极，陷入不作为或乱作为中。
父亲任上海市长时为抑制通货膨胀，关停证券市场
陈昊苏说，跟父亲一样他也经历过城市管理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事实上，陈毅初任上海市市长之时，就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通货膨胀。彼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市场非常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于经济的治理确实比较缺乏经验。“国民党当时就断言，共产党打仗行，搞政治行，就是搞经济不行。”
加上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的时候，曾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巨额的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这就造成了物价的飞涨。
当年夏季一张大饼已涨到3万元，人民苦不堪言。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老百姓纷纷争换人民币。
但由于吃够了钞票贬值的苦，几乎所有的老百姓拿到人民币又去换银元，换大米。此时，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照此发展下去，物价会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憋了一口气的陈毅花费了极大的努力要让上海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水平。按照陈昊苏的说法，上海在当时的年代是风向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六分之一，“上海稳定了，全国也就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