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就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南方各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浴血奋战的钢铁战士的集体。
之后在八年抗战中，得到华中人民的热忱支援，也得到八路军战友的支持配合，终于成长为战争主力部队之一，为解放人民立下大功。
(1955年夏，陈毅和张茜一起游香山)
有人问父亲职业，陈昊苏回答：“我父亲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1949年4月，正在前线指挥渡江战役的陈毅收到了7岁儿子陈昊苏在济南给他写的信。在信中，陈昊苏告诉父亲陈毅：“爸爸，我在济南读书了，你把上海打开，派汽车接我们去吧，我昨天听说南京解放。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我把它贴在了墙上，人家看了都笑你。”陈毅的妻子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解释说，周围的工作人员是笑司令员写惯了公文，给孩子写的家书也是公文的格式。
1949年夏，张茜带着陈昊苏等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了上海。此次进上海，被陈毅认为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而在陈昊苏的记忆当中，他们母子从此结束了随军转战的动荡生活。
自学生时代起，陈毅三进上海：1919年，他从成都到上海，乘海轮赴法勤工俭学;10年后，于1929年由闽西进入上海，出席当时中央秘密召开的军事会议;20年后的1949年，指挥千军万马解放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陈昊苏在家依然很难见到父亲陈毅。“父亲就是忙，经常不在家，看不见他。”陈毅当时是上海市长，也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
但在陈昊苏的印象中，他们几个孩子懂事之后，父亲陈毅有时候会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有特殊化的思想。“他说，你们的父母都是老革命，受到人民的尊敬，但你们是小孩子，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能把父辈的功劳当成高人一等的资本。”
父亲陈毅的教诲，陈昊苏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学校有老百姓的孩子，也有干部的孩子，陈昊苏和每一个同学都相处得非常融洽。“那时候，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家庭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和同学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家也就是普通家庭，没什么不同。”陈昊苏说，曾经有人问过他，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回答他，我父亲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我说的没错，市长也是政府工作人员。”说到这里，陈昊苏笑了。
和父亲陈毅一样，陈昊苏对自己孩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低调。“他小的时候，我是副市长，他绝对不会到处去说，自己的父亲是副市长。”在陈昊苏的眼里，领导的孩子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孩子应该是一样的。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陈毅一度有些自责，他觉得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但他们的教育自己没有怎么管，都是夫人张茜在管。
说到这里，陈昊苏也是有些歉意，他说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他也一次都没有去过，都是孩子的母亲去。“我也是工作很忙，也没有怎么管过孩子，都是我爱人在管。”
弟弟考入哈军工，父亲赠诗“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
陈毅曾经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们陈家当年的家境属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家里比较穷，我们去上学时，就被学校的富家子弟瞧不起。那时候我就下决心要争口气，虽然穿的不好，吃的不好，但学习好。”陈毅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好好学习，不能看不起贫寒子弟，“你们的父亲就是贫寒人家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