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军队改革常常用血与火写成。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平静被汹涌的变革巨浪打破，思想从争鸣的旷野走向变革的庙堂。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族。历史的中国呈现出少有的变革壮观。商鞅是冒险犯难，尝白刃，拼头颅颈血，最终车裂而亡。但商鞅刀尖上滚出来的心胸气质，涵养浇灌了秦人刚烈无比的血性，也塑造了改革的精神。
改革对利益的触动，不逊于流血的战斗。不触及深层次利益的改革只能是历史的闹剧。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的那样，军事改革重点应是推动军事组织体制的发展，不能只讨论改革“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而忽视军队武器装备体制和训练体制的发展，否则就无法使德国军事组织体制适应当时军事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近现代历史上，旧中国军队曾经频繁地进行过改革，但总是走不出因利益而朽腐衰亡的宿命。中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欠缺能力去追逐外部世界汹涌澎湃的变革潮流，而是朽腐的速度远超过变革创新的成果。近代西方军队胜负决战在战场，旧中国军队尚未走向战场就已死亡。
顽固维护既得利益，是腐败、衰败不可遏止的根源，也是改革难以深化，最终夭折的根源。
近代中国军队，屡次上演30年衰败期的现象，其深层缘由之一,就是军中封建利益集团割据冲突的结果。从1852年湘军兴起于曾国藩“团练”，到1882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湘军衰落；从1862年李鸿章创办淮军，到1894年甲午战争淮军溃败；从1866年清政府开设水师学堂和造船厂迈出建立近代海军第一步，到1895年北洋海军彻底覆没；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创办“新军”，到1926年新军派生出的军阀悉数被歼；从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到1949年国民党溃退，其间大体都经历了30年左右由盛到衰的演变。
“兵魂销尽国魂空”。一支权钱交易泛滥的军队，怎肯用刺刀和鲜血去争取并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1936年7月，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等数十人来到陕西保安。彼时，这些赫赫有名的战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红大学员”，他们暂别硝烟弥漫的战场，捧起课本，走进窑洞。蒋介石给这些学员们开出的悬赏价码，总数超过200万银元，但这些学员拥有的全部家当，没有超过200个银元。
战争的较量来自对手，改革的阻力出自内部。改革中，如果不考虑局部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当牵涉到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不突破部门利益藩篱的结果，最终是失败。
走出近代中国军队改革屡屡失败的怪圈，必须敢于对权力圈、利益圈、腐败圈亮剑，为改革创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一切遮挡变革创新阳光的既得利益都必须斩断。
推进军队改革，必然是面向新时代展开的“铁腕事业”。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毅然决然地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
“铁腕事业”需要史无前例的勇气、意志和智慧，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治国理政与治军强军中迎险破难，奋勇担当，谋定而动，挥斥方遒，国内发展改革展现新貌。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前进的路上并不平坦。就军队而言，一些长期积累和新产生的矛盾问题交织而发，影响和制约着强军的步伐和进程。面对这些难题，习主席把军队改革放在世界军事博弈的大棋局中思考，纳入国家改革的大战略中筹划，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亲自组织对军队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编制、作战指挥模式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科学论证，按照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进行设计，推动军队建设战略性转型，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