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数据显示，十八大以前落马的国企高管中，有些人的涉案金额令人震惊，比如2011年被判死缓的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污了7.9亿元。
《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指出，2011年落马的88个国企领导中，有56例初步查明或判决确认涉及贪腐，涉案金额总计19.9亿余元，每案平均涉案金额为3380.82万余元。
□腐败方式
财务招投标领域腐败高发
落马国企高管受审个案、审计及巡视结果等均显示，国企高管贪污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工程建设、招投标等过程中收受贿赂、暗箱操作。如广西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农晓文利用职务之便，在土地出让、容积率调整、项目规划设计审批等事项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85万元、美元2万元。
财务环节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国企干部通过虚增购销环节和费用、虚构承租人等方法贪污，或通过超标福利寻租的情况时有发生。原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冶首钢项目部总经理张哲英通过虚增工程项目的方式，向施工单位宝冶公司多支付了1192万元工程款，后提取其中800万元现金据为己有，项目部还以奖金形式向成员发放了2448.5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也显示，2012年因犯罪“落马”的国企高管中，案件高发领域包括财务管理、招投标、融资、人事调整等。
□腐败特点
集体腐败“窝案”增多
国企高管的腐败有一个显著特点：团伙腐败，“窝案”增多，一个高管的腐败往往带出一串人的腐败。
2013年8月底，两天内中石油4名高管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均被宣布因违纪接受调查，其中，李华林上任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不到一个月。而2013年9月1日，时任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也是中石油前掌门人的蒋洁敏落马，更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中央委员。
今年6月26日，广州市检察院通报，19人因卷入“白云农工商系列窝案”而被立案调查，市国营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等人涉嫌利用国企改制转型，设立公司挪腾贪污国有资产2.84多亿元，金额打破了广州贪腐窝案纪录。
国企窝案频发的背后，不仅有国企管理体制漏洞的原因，也有监管体制缺位的因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国企高管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企系统的腐败通常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这和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国企产权不是企业负责人的，监督成本极高，这使得国企领导人容易滋生腐败。
汪玉凯说，另一个腐败原因则是垄断，一些国企通过垄断来获取巨额利润，如石油、石化、铁路等，由于它是高度垄断，不是公平竞争，就容易导致一些国企高管出现腐败，挥金如土。同时一些大型国企经营范围很广，很多业务都在国外，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这也就使得这些年国企腐败不断。
□反腐举措
严查企业经营和用人腐败
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在国企系统的反腐力度明显加大。落马的67名国企高管中，有50多人是在今年宣布被调查。
今年3月中下旬，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新一轮机构改革结果，把国资委及央企单独切分出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透出反腐指向国企的信号。随后4月18日，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一份会议资料透露，国资委被确定为反腐查案的八个改革试点之一。
今年以来，国资委密集召开反腐会议，提出要建设反腐防控体系，从体制机制等制度上推进人财物等重大决策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4月，国资委还出台《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要求严查企业经营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用人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作为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另一举措，“降薪”无疑是近日的一个讨论热点，也是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据报道，被称为国家版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望在年内出台，该方案将与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相呼应。
下一步，央企高管薪酬将采用差异化薪酬调控的办法，由中组部、国资委等方面任命，拥有行政级别的央企高管，尤其是金融类央企高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降薪、限薪。有媒体称，根据上述方案，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观点
国企高管薪酬应区别对待
高薪都难以实现养廉，以降薪为主要手段的薪酬制度改革，能否预防贪腐？汪玉凯说，这是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这次改革的方案也提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他解释说，今后国企高管要走两条道，一个是从政府官员中过来的国企负责人，仍是国家公务员身份，是不应该也不能拿高薪的，这是国际惯例，另一个是通过招聘而来的职业经理人，可拿高薪，但跟业绩挂钩。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说，简单地降低国企高管薪酬，确实可能造成央企高管怠工或寻租等。他认为，对央企高管薪酬，不宜采取类似官员的整风方式，因为央企高管的激励水平对企业价值有重大影响。
刘胜军与汪玉凯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国企高管的身份应该明晰化为“经理人”，不能停留在“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的混沌状态。他同时认为，国企改革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国企本身，对于央企改革而言，打破行政垄断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可能比内部的体制突破更为有效和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