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坐豪车、宴请上档次、休闲进会所、热衷高尔夫……近年来，一些国企高管以职务消费为由，不落腰包行腐败之实。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显示了中央整治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决心。
专家认为，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不能仅仅指望国企高管加强自律，更要强化制度保障。
职务消费成名目，衣食住行玩享特权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投资3亿元建设高尔夫球场“秦岭壹号”供企业自用及经营，被国家土地督察责令限期整改；中粮集团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被中纪委通报；深圳个别国企公款购买10余张高尔夫球卡，且将持卡作为班子成员的一种待遇……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有企业以“职务消费”为名，频频与高尔夫球“联袂出演”，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本是因履行工作职责时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合理也合规。但现实中，一些国企高管打着职务消费旗号，在衣食住行玩等方面享受特权，奢侈消费，频频上演“不落腰包的腐败”。
从近期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职务消费”的种类五花八门：为领导班子成员配备公务接待消费卡，在机场设立贵宾厅，超标配备公车，奢华接待宴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特别是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占到职务消费的大头。以A股252家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例，仅2012年年报公开的招待费就达65.25亿元；山东省32户省属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总额中，近一半为公务用车费用；华润集团70家下属企业超标购车90辆，最高单价超过200万元。
更令人瞠目的是，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的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4万元，以至于陈同海案发后，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腐败被称为“陈同海漏洞”。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调研发现，目前一些国有银行支行行长每年的职务消费仍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元，防堵“陈同海漏洞”依然任重道远。
职务消费成“大箩筐”，名目百出数额成谜
“职务开销是客观需要，但不少企业负责人不是以合理支出为标准，而是在财力范围内设置能花的最大值，或者巧立名目多花、乱花。”某直辖市国资部门负责人坦言，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名目繁杂，“怪象”频发：
－－脱离实际，能花就花。一些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标准缺失，造成数额放大层次升高，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如三峡集团在巡视中就被发现办公用房面积过大、超标购置公务用车、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问题。
－－名目百出，数额成谜。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分散在差旅、招待、采购等多个环节，但一些企业没有明确职务消费的具体名目和额度限制，使职务消费成了“大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次业务招待、一次车辆维修、一次外出考察，花费动辄数千元、数万元，谁知道吃的什么、修的什么、看的什么？谁敢有异议、谁会去查呢？”一位国企财务人员说。
－－巧借名目，违规报销。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大多采取事后报销，缺乏对应的监督。如中远集团原副总经理徐敏杰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招商证券被查出违规报销，涉案金额达1464万元；广西个别国企高管将妻女外出旅游费用冠以“学习考察费”之名进行报销。
－－按级定额，费用“包干”。一些国企为限制高管的职务消费，设定了额度上限。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导致“花得多不会受惩罚、花得少不会受奖励”的“怪象”，一些人还通过虚假发票套取未花的额度，职务消费成为贪腐的“马甲”。
即使从上市国企必须发布的财报来看，职务消费依然“说不清、道不明”。如中国铁建在2012年财报中被曝出超过8亿元招待费，事后8人受处分。今年年初发布的2013年财报中，十余家国企干脆将招待费“归零”，或不再公布这一项目；相对应的是，打着“其他管理费”名目的开支却明显增长。
明确职务消费名目，建立规范监管问责机制
部分国企高管的违规职务消费行为为何难绝？上海一位检察院办案人员表示，职务消费可通过多种会计手段，伪造成公务所需，事后又难以核算追回，比常见的贪污受贿更具隐蔽性，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早在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发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财政部等部门在2012年又出台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对公款装修、公务用车等12种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则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刘澄认为，这表明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也提醒国企高管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想方设法规避问题，而应该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要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不能仅指望国企高管加强自律，关键是建立起规范有效的制度监管机制，强化制度的约束力。“从企业层面来看，要进一步完善职务消费的名目、标准和额度限制，特别是要从源头上对职务消费进行预算控制，强化内部监督以防止职务消费被转移到其他会计科目，并公开职务消费信息；对监管部门而言，要进一步加大审计监察力度，对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企高管因为职务消费过多而被问责，甚至连通报批评都没有。”刘澄提出，应该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通过设定职务消费上限，将超出一定额度的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列为职务犯罪甚至贪污，将更具威慑力。(“新华视点”记者杜放、何宗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