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们对高水准艺术的渴望。山东滨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剧场，可是很多时间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演出，去年滨州大剧场邀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演出，各种档次的票销售一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宋小川说，滨州的市长告诉他，滨州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宋小川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价格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张亚峰介绍，这种歌舞剧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张亚峰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以前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
齐悦说，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
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对以往的铺张浪费深有感受，“以往国内那些动辄上千万的剧目是怎么做出来的？”李志祥认为，即使把装台、合成、彩排、乐队、歌唱队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万。国家大剧院排演话剧《简爱》全部下来用了二三百万，歌剧的平均成本很少在两百万以上。由国际大导演强·卡洛执导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由11台投影机虚拟出来的波涛汹涌的海面全部由国外团队制作，影像制作费用只有3万欧元。“我不敢想象如果在国内制作需要花多少钱”。
公司倒闭后，史丽开始帮忙为朋友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她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史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