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对交响乐团采取差额补助的补贴方式，即国家补助乐团每年三分之一费用，商业演出就成为交响乐团贴补家用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节俭令”后，交响乐商演难见踪影。
北京交响乐团近几年
每年政府活动性质的演出有8到10场，各种商业演出达20到30场，但是进入今年以来，没有一场商业演出。团长谭利华透露，2012年还有30多场商业演出，去年降低到了个位数，“现在连给团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成立10多年以来，中国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元旦期间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场商业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没有一场商业演出，乐团也破天荒地在本该忙碌的季节处于半休假状态。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显见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回忆，开始时各文艺单位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不敢沾边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三万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
张亚峰、毛修炳和陈少峰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儿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张亚峰说。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靠市场的公司。
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且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剧组卖盒饭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要有10到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京剧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寒冷得多。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
市场化单位赢份额
4月22日，苏格兰当代著名编剧大卫·格里格的话剧《麦克白后传》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即将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亚相关的重头戏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从这天开始直至11月底的7个月里，国家大剧院将举行“致敬！莎士比亚”系列演出。
国家大剧院负责宣传的王女士说，除了一两千元的高价票销售略有下降，其他档次的票依然销售很好，因为有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外国院团来演出的场次甚至比去年还要多。
国家大剧院这座钛钢结构建筑、外表像半个蛋、里面有四个剧场的巨大建筑自2007年运营以来，每年的商演量高达600到800场，7年的商业演出共售票近500万张，总收入近20亿元，平均每年近3亿。五部委的“节俭令”引起演出行业震动，但出乎很多人想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样平稳。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国家大剧院的商演场次依然保持在800场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经完成，在票房上，国家大剧院从来都是以散票为主，而不是主打集团消费，因此也没有受到影响。
五棵松万事达中心三年前成为北京各种演唱会的最主要选择，“我们占据了市场的六七成份额”，万事达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韩立峰说，五部委“节俭令”的发布对万事达中心的影响是：大约十场已经签约的演出和活动取消，例如卫视晚会性质的活动、都市传媒的庆典。央视的中韩歌会则从万事达一万八千座位的大场地转移到了只有两千座位的小演播厅举办。去年万事达大小场地总共举办了150多场活动和演出，与前一年相比还略有一点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