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看房终于做成了我3个月以来的第一单。这位客户人很好，好沟通，没架子，每次叫出来看房子也都很礼貌、很含蓄。但是很多客户不是这样，他们会摆架子，也不在乎你的感受”。
之前，周晨阳有一个马上就要成交的客户，对方是餐饮集团的老总，叫他的员工帮他找房子。那位员工年龄不大，好沟通，所以但凡有房源，周晨阳都会带他去看，看了一个星期的房子，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在国家展览馆附近找好了一套。员工电话通知老总，老总当时口头承诺，员工说可以就没问题。“我很开心，我想我可以开单了！”
但是第二天，老总一看那房子，就说不满意。“当时业主也在场，老总没说什么难听的，但是一回到他车里，就开骂了。意思就是我把房间吹得很好，害得他上当。但我是和他的员工一起看的房呀，他员工是看到房子并且满意了。因为是坐在他的车里，我没有回击他。我也不善于与人针锋相对，只是觉得很可气，也很可笑”。
周晨阳说，在北京，最大的沮丧就是看不到未来，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没有人帮你，没有人真心把你当朋友。最孤独的时候，是坐地铁的时候，虽然车厢里都是人，但都是不相干的人。
“有一次，在地铁里碰到一个同事，我没看见她，她拉了我一下，和我打招呼，我回头那一刻，觉得特别亲切，是意外的惊喜。”
早高峰最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往往很安静。人们低着头，戴着耳机，车载电视里发出清晰的声音。人与人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询问挡在前面的人：“下车吗？”
地铁驶进站台，赶着上班的人们从车门下来，像一个个黑色的点，迅速凝聚在有限的几个出口前，变成一块越来越浓郁和杂乱的黑色，缓慢地向前移动。
年轻的周晨阳受够了这种生活，现在他回家开起了网店，和在北京的冷遇相比，周晨阳觉得现在在家的生活很自在。衣食无忧，有三五好友随时倾诉聊天。
周晨阳最后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靠自己硬拼，选择一个亲人、朋友、同学都能使上劲儿的环境，一路互相扶持着走来，其实也是很温馨的。一个人在北京，看似了不起，甚至有点悲壮，实际上是不会做人，跟自己较劲。
(五)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让人幸福感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杨舸说，从数据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广”等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万人，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8%。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北京的外来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今年初联合发布的数据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
“这是高于中小城市的增长水平的。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赖外来人口。”杨舸介绍。
杨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毕业后，她同样面临工作城市的选择。“假设回到老家，只有省会的几所高校可以任职；在北京，竞争多、机会多，有更多的科研机构、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毫无疑问，大城市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就业岗位，也能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杨舸说，“从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看到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多少电影院，三线的小城市又有多少电影院？此外，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大城市与小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然，当一个社会都在加紧脚步前进时，也会有人想把脚步慢下来，因此有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杨舸认为，在一个陌生城市，外来人口容易被边缘化，因此，人口的融合问题是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构建社会的安全网络，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加强他们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