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他们的压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导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进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腾笼换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人口不是‘平白无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乡结合部的零售业，并不需要太高端的劳动力，自然有适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批人；又如北京的国贸，金融业发达，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进入。”
在杨舸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必然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杨舸说，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处在同一发展时期的其他国家上升得更明显。房地产泡沫让物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以期达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楼市不存在泡沫，房价的上涨也是趋势。“因为需求在增长，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广集中”。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逃离北上广”的现象不能被忽视。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此前，由中宏保险与《理财周报》联合发起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此次调查结果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问卷统计所得。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四川、江苏、福建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中国就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上广”自身的薪金等优势正逐渐减弱。
葛玉好说，年轻人应该冷静分析自己与“北上广”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和问题，“他们应该看到，除了‘北上广'开出的超出二三线城市的可观薪金外，也应该考虑所付出的隐性成本，高房租、高物价、婚后孩子入学等问题，都需要纳入考虑范畴。另外，与父母亲人的分离，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因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往往比一线城市的大学生要高”。
(原标题：北上广 请给奋斗中的年轻人一张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