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了解转基因过程，就很难提出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科学家们想不到的问题，这种对转基因的质疑就不会有学术价值。隔行学者，是相关知识的科普对象，不是进行专业学术问题的讨论对象,他们对科学共同体的定论的质疑没有意义。
那还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几年前一篇介绍数学家陈景润重大突破，数论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是皇冠上的明珠，鼓舞也激励着所有科学爱好者。由于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本身的表述很简洁明了，就是：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示为两个质数之和。广大数数学爱好者以为可以用初等数学的方法进行证明，结果，经常都在学校的三角地附近看到有人用铺地的大张纸，上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一次恰好看到数学系一位负责人，正严厉的批评摆证明摊的作者，他们闯到数学系递交这些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耽误时间，影响数学系老师的正常工作，赶紧走不要再来。我们当时十分同情这个数学爱好者，对数学系这位负责人这么武断和不近人情的做法不太接受。几年过去，当我在生物学实验室实习，这回轮到师兄们和我面对远道而来指名道姓的要找当时建在的李汝祺教授，张龙翔教授辩论生物学问题，尤其是进化论时，才理解那位数学系老师的言行
-这些质疑者完全不具备跟生物学领域这些著名的学者教授们辩论的基本素质，提出的都是知识上和逻辑上有缺陷臆想的问题。
最近，生物技术新进展的基因组编辑-科学家可以定点的对基因组遗传密码进行修改，也成为了社会学科关注的热点-。一位法学界学者写了基因组编辑和生物伦理的文章，我看了后表示异议，对方反驳，提出的理由居然是：用梅西的相应足球基因编辑好的孩子，会给其他踢足球的孩子带来天生不公平。这个臆想出的问题，荒唐的让我震惊。这位法学朋友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基因组编辑、哪些性状是基因直接决定的、基因组编辑不能干什么、科学共同体对基因组编辑做了哪些技术和伦理规范等必要知识，对此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就是希望像当年数学系老师那样，能够促使其警醒，回归专业意识，尽快停止住浪费时间且毫无意义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