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彪：经济负担重是大家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不能一放了之，应该跟踪出台更细化的配套政策，让大家愿意生、敢于生。
新京报：其他主要原因还有什么？
张育彪：二孩时代，孩子由谁来带，是摆在年轻夫妇面前的重大问题。婴幼儿托管机构偏少，一般都是民办，运行管理不够规范。有的婴幼儿托管机构还是小区里 的“大妈大婶”办的，缺乏监管，存在不少隐患和问题。我建议，将学前教育之前的婴幼儿托管纳入市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开办托儿所，还可以试点 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办公共的托儿所。
新京报：什么样的措施对于减轻生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最有效？
张育彪：我建议加快 推进个税改革。怎么改，目前社会取得的普遍共识有两点：一是提高起征点，不要让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阶层税”；二是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对实际负担重的家庭 进行税前扣除，以及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税。不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方式，个税改革都能让孩子多、负担重、收入不那么高的家庭，比孩子少、负担轻、收入高 的家庭少交一部分税，这对积极响应放开二孩政策、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极大的支持。此外还应该对二孩家庭给予适当奖励。
新京报：还有其他建议吗？
张育彪：应当加大对生育二孩的宣传，适时出台对生育二胎家庭的适当奖励政策。例如，在某家婴儿出生后，政府可委派当地居委会（村委会）干部上门，送上一定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花费不需要太高，但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鼓励生育二孩的风气，起到政策推广的作用。
“制定协助生育法规解决‘代孕’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与“不敢生”相比，还有的家庭面对的难题是“想生生不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去年调研了七个省市的妇幼保健情况。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调研中发现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年轻夫妇在生育上出现了问题，想生生不出；一些中年夫妇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条件欠佳，同样想生生不出。与上述两个问题“呼应”的就是，存在不少黑中介、黑代孕机构。
孙晓梅说，2014年她围绕生育情况做的另一项调研表明，目前存在一定的代孕需求。她曾经遇到一个失独家庭，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女方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夫妇二人咨询了一些代孕机构，无奈费用太高，最终二人离婚，男方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留下女方一人。
孙晓梅认为，“全面二孩”后，会不会进一步滋生黑中介、黑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如何满足“想生生不出”家庭的代孕需求，规范“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她建议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专门制定一部协助生育方面的法规，对‘代孕’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代孕’是合法的，什么情况下违法，谁来监督，包括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
另外，孙晓梅还认为，“全面二孩”后，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对新京报记者说，本次两会她再次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议案中还附上了她和一些专家起草的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其中写明：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去年人代会期间，孙晓梅就曾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人社部答复称，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也是未来的重点工作目标，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立法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反就业歧视法尽快纳入立法计划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