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建议涉及的相关部门“很紧张”，“总是找到不同级别的领导”，希望这位科学家能改成“满意”。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曾在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自己上一年有关教育和人事的两份提案，一份没有得到答复，另一份的答复让她很不满意。而她发现，教育部居然声称“与提案人及时沟通”，“得到了提案人的肯定”。

    她将此事公开后，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派人与她联系，表示郑重道歉。

    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问她：“你公开在会上说这件事，会不会让政府官员感到没面子？”王玉凤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他们向我道歉，回答了我的询问，弥补了之前的漏洞，恰恰是在给政府形象增光。

    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总结会上遇到的“尴尬时刻”，包括审议报告众口一词“求真务实，很受鼓舞”，有领导在场时就争相汇报政府政绩或企业贡献，当着上级领导的面颂扬领导。

    代表法规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但王全杰的体会是，不少代表似乎不愿行使这份法律赋予的“言论豁免权”。

    而担任了多年政协委员的葛剑雄说，委员们讲话要自由得多。

    全国政协曾收到一份提案，建议参照代表法，让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受追究，消除他们履职的后顾之忧。因为委员参政议政，难免会触及地方、部门和集团的局部利益，可能受到打压。

    四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曾任科技部副部长，做过人大代表，如今是政协委员。他注意到，代表在会上说的很多话都被记下来，最后由本人审阅修改，说得越多，改稿时间越长，“人家都上车走了你还得写作业”，因此有的人不愿多言。相形之下，政协的讨论容易发散，但是这些意见怎样形成成果值得研究，“总不能只是把自己平时的怨气或者别人的怨气一起带到会上来议论”。他建议发挥好政协界别的作用，针对一些真问题做调研，提建议。

    今年两会后，据全国政协统计，共接收5875件提案。中国科协原副主席齐让委员说，几乎人均3件，数量太大、太散，其实可以像科技的重点项目，做好一些重点提案。

    这是政协会上的老话题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这样形容，每人3个提案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芝麻太多，西瓜太少，“炮弹还不够”。

    “哗哗数量上去了，不讲质量，有多少真正能够落实的？”程津培说，自己在科技部任职时办理过提案，“都明白怎么个路数”。办复率很高，但实际上有的只如“蜻蜓点水”。

    关于提案，不难见到这样的景象：各地媒体会纷纷报道，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地方发展问题联名提出了多少建议。今年两会，多地出现了“联名呼吁”建设自贸区的声音。某省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国家尽快批复一个工程项目，另一地的委员则联名提案呼吁，将当地的生态保护发展区，纳入首批国家示范区。

    有些时候，此类提案属于“高空联名”，在赴京开会的飞机上签署。一位委员坦言，其中不排除“被联名”提案。大家受到了地方官拜托，“让你签字，你能不签吗？”他呼吁：“别把地方的会搬到北京来开。”

    有关两会会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观察者认为目前会期太短，对于决定国家如此之多重大事务的讨论甚至辩论，可以更长一些。也有人觉得它过长，可以效率更高。

    一年一度的“国家账本”是代表委员们十分关注、同时表示很难看懂的报告。今年，财政部等部门专门编写了图文并茂的导读手册。

    但朱永新指出，预算报告在政协的讨论往往是一带而过，因为大部分人看不明白，一般人又有谁能够发现问题呢？“在许多国家，预算是议会讨论的最重要事项之一。”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天鸿代表认为，审查预决算的时间太短，应该推进“形式审查”走向“实体审查”。

    几乎每年都有人建议，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不应只是书面材料，应设置专门环节，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大会上口头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