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官员同时兼任代表或委员，一些独特的现象也由此产生。有一次，中国气象局的前任和现任局长都是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而前来列席的中国气象局领导是一位副局长。委员们开玩笑说，难道现任局长、老局长给副局长提意见，然后副局长再带着这些意见回去，请示局长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专题询问中，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问到科技部打算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首先回答他：“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会报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们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只有人大与政府的职责之别。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更值得党政官员来听的是小组会。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委员就觉得，小组会上的发言更“深入”。联组会的时候，“记者比较多”，而且“对领导要尊重”，大家讲话会“温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到各个小组旁听，否则大家在小组里就是“各说各话，自说自听”。去年，他在小组会上追问，财政部每年都派人来，并且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协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教育部门专门派6位司长来听了教育3个小组的讨论。

    在小组会上，那些官至省部级的代表委员---无论曾任或现任，有时会放得很开，痛斥所在领域的弊病。比如，针对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 》的新规，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今年向医药卫生界别的同行明确表示，作为医生，自己绝不会签这个协议，因为此举非常可笑，无法根治红包问题，同时对医生的尊严造成了伤害。

    “您这么说不怕得罪卫计委的领导吗？”中国青年报记者问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们知道我是在讲真话。”

    三

    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有高低起伏，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引人入胜。百无聊赖时，有人会走出会场散步。一些学者会打开电脑，聚精会神读学术论文。

    葛剑雄指出，由于部分委员照本宣科，又缺乏含金量，导致有些同组委员宁愿在走廊里喝茶聊天。如此，以至会场空位较多，工作人员不得不督促他们回到会场。

    今年的一场联组会议，有位部长列席。按照规则，每位发言者不超过8分钟，大家争分夺秒，以极快的语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位委员却令原本安静听取发言的场内响起窃窃私语声。 她一开口就进入“舞台腔”，首先自我介绍，包括某“办公室主任”等几个兼职头衔，某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中学，曾在某国做访问学者，又在某国做过几个月的研究，甚至提及自己年轻时参与拍摄的电影。这位委员的发言总共历时5分多钟，开场白用时大约一分半。

    在两会上，官员与代表委员之间的角色，颇值得关注。高层领导到团组开会，主持人会特地介绍他们的身份为“代表”，然而总有人无法忘记他们的职务。

    2012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最后一年。在告别这个舞台之前，时任政协委员的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说，利用最后的机会，自己有个想法要“一吐为快”。

    他说，有领导到场时，很多人发言就必称“尊敬的领导”---“谁都尊敬，就不尊敬自己”，“少点官话套话好不好？”

    邵秉仁还指出，高层领导来列席时，发言者需要事先写好稿子，以供审查，此举也毫无必要。“既然相信这些人有资格做政协委员，为啥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同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山东代表团，听到地方官员要“汇报”工作，当场劝对方“另外找时间”。

    据记者所见，至少在最近两年，客套话难免，但“尊敬的领导”明显减少了。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曾就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写过一个提案。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希望撤销这个提案，“您的提案太'敏感'了”。他还是交了自己的建议，并几次在会上说起此事。让他填写建议办理意见，他填的是“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