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无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对象。他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在军事上，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斗争策略，绝对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通过这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我们党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感觉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6页）这推动着我们党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刻思考，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9页）他还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