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在开业之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的频率不高。往往一顿饭能花掉工薪家庭一周的伙食费。来店里的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还有采访的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二三十个记者。刘桂仙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她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记者在外头问，她一边炒菜一边回答。
美国大使馆曾提出要在悦宾饭馆包桌，每人10块钱的标准。那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五毛六，油焖大虾两块四。外国人吃饭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刘桂仙心里摸不准，想着是不是饭菜不好吃。直到看到空盘了，才放下心。
客人多了，饭店火了，原材料开始紧张起来。
在当时，买粮油要指标。没有指标，刘桂仙就去外地赶集，下乡采购。河北高碑店、保定一有集市，她5点多钟起来坐火车去，集上什么都有卖的，米、面、油都是私人高价卖。她一个人买4大提包菜肉，提不动，就背着回来。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社会上舆论很多，有人说我们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那时候女儿结婚都差点儿受到影响。”郭培基每天下班到了胡同口，就下了自行车，默默地一步一步推着车回家，生怕别人听见骑自行车的声音，在背后指指点点。
就连夫妇俩在河北老家的房子院墙也被人挖开1米多深，说是“可能串通外国，私藏军火”。
靳云平也收到了不少反对材料，认为悦宾饭店不合法，应该关停。
郭培基说，他们夫妇当时一直是提心吊胆。
赚了的外汇券，刘桂仙都上交到银行，不在自己手里留。有时候自己在家，她就腿肚子贴着墙，练习半蹲。那是“文革”时体罚人常用的姿势，刘桂仙以防自己哪天被带走批斗，先在家提前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