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朝阳仲裁委出具的仲裁结果显示，双方均认可袁女士2016年8月14日后未到岗上班，袁女士就未到岗的合理性提交《外国医生证明》予以证明，该证明为英文版，未经专业翻译机构翻译，未予公证，不予采用。

该委认为，袁女士在未予公司就“2016年8月14日后可不到岗工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已于8月5日前往美国待产，由此可见，其身体状况应可以到公司说明出国情况及做好相关请假事宜，但其却在病休期间前往美国待产，实属不妥。

据此，袁女士未就其2016年8月14日后未到岗上班的合理性提交佐证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最终裁决驳回袁女士仲裁请求。

袁女士提交证据称，员工手册并没有说明境外不认可。3月5日庭审，她补交一份《外国医生证明》及翻译件、公证件，以证明自己具有合法的病假意见书。

这份材料显示2017年12月7日签字出具。袁女士解释，在美国公证程序中，医生需当着公证员的面进行公证，所以时间是2017年12月，原件已交给美国公证机关。

律师：法院裁决具有时代价值

“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制定时，还没有那么多人赴美生子，裁判者需在现在社会环境下探讨问题，这份判决将具有时代价值。”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华表示。

包华介绍，从证据角度，国外形成的证据材料需通过外交途径，即袁女士提交的在美病例等证据确需相应的中文翻译，经过公证。

包华表示，从宏观来说，产妇有权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环境去生育子女，这个权利无需进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基于劳动纪律可以开除孕产妇，但劳动纪律在制定时，应考虑到孕产妇的特殊情况。“孕妇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行为能力受限，必须是被照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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