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明知原告在美国，还要求提交北京的病例，属于恶意。”袁女士说，2016年3月自己被诊断为高危产妇，已告知公司请假事宜。

袁女士表示，提早六个月按流程提交申请，单位收到请假申请后并未拒绝，“如果不批准休假，为何让原告办理5天的工作交接？”她提供的交接证明显示，其于2016年7月底按公司要求，通过邮件、微信交接请假事宜并抄送给领导同事。

公司则认为，作为怀孕的女职工，袁女士应基于合理的休假及法定程序，不能加重单位用工风险；高危乘客不适宜乘坐长时间航班，飞机起降等重力影响，增加第三次流产的风险，原告应在家卧病休息。

但公司否认对袁女士休病假地点进行限制。“她使用病假前往美国，不符合申请病假的基本需求。”被告认为，原告在飞美国前，已知公司请假要求及制度，因此2016年8月14日后未到岗行为属于旷工，完全忽略公司请假流程。

对于不批准休假的原因，袁女士说，公司需提交北京地区的诊断证明，才能批准休假。她认为该理由不合法，“被告应核实原告提交的病休证明是否合法，被告本身是家美国公司，应该有能力核实。”

公司称，境外医疗机构出具病例很难确认真实性，程序非常繁琐，不便于对员工的管理。重案组37号了解到，公司曾在美国时间凌晨发传真给医生核实袁女士情况，但没联系上。

“根据来往邮件，公司详细告知原告申请病假的流程及材料，如果想继续申请2016年8月16日后的假期，应提供完备的材料。原告提供所谓美国的诊断证明及建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足以支持长时间假期的需求。”被告表示。

追访：仲裁曾以证据不足驳回员工请求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袁女士曾申请劳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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