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她们打电话的人各种各样。有工地上干活的年轻小伙，也有大学里的教师。从没进过一天校园的曹文英担心，自己没水平辅导别人。她买来心理学教材苦读，但是一接电话发现，“要是照着心理学教程就做不了这个。”
2002年，一位男子打电话过来，说自己明天想要自杀。她一下子懵了，又马上镇定下来，告诉对方“你如果真的要死，明天也要打电话，告诉我妹妹一声”，希望用这个方式拖住他。第二天这通电话没有如约而至。姐妹俩着急，根据对方透露的一些线索，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打电话去问。对方用的是化名，音信全无。
直到一天晚上，这个男人才再次打电话过来，道歉说那天过后，他就没再想这件事，直到听说姐妹俩在找他。
为寻找这个人，曹文英家的电话费花了100多元。有人劝她们不必花这冤枉钱，她一开始也有些气恼，但转念一想，如果100多元能换一条生命，值得。
她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关键的秘诀是“看人、看事真要用心。”一些人打来电话就骂骂咧咧、语无伦次，她会好言好语地安抚对方，让他一点一点讲，末了自己再总结，问一句“你想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有电话打来，几小时她都陪着聊。她曾经创下的纪录是聊了58个小时，对方喋喋不休地说着他朋友的爱情悲剧，曹文英在电话线这边陪着一起长吁短叹，只有对方吃饭或者上卫生间时，她才能抽出空隙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妹妹去世后，曹文英没法自己拿听筒，就新配了一部手机。要用手机时，她只能像一只布偶一样被家人摆弄着，右手卡着手机，靠在两个枕头上，头往右倾斜，左手一直举到额头上，向外翻转弯曲，将触屏笔夹在虎口、顶着屏幕，才能用有限的力气点触。要把笔挪到其他位置，曹文英得调动左脸的肌肉，夸张地努着嘴，才能让触屏笔前进几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