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涝反映出城市与水的紧张关系，城市在扩张，水泥坚固的表面也是不渗水的硬壳。以北方为例，城市开发后，下渗的比例急降到三成，更多的雨水成为径流，在街道上流淌。更糟糕的是，大雨停歇，“海”潮退去，城市的硬壳之下埋藏着巨大的地下水漏斗，水资源告急。快速城镇化的中国，城市硬壳正在扩张，大量新增建筑矗立在被填的湖泊和湿地，即城市海绵的天然气孔上。
微观层面上的景观技术仍需追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我们仍然存在很多“欠账”。目前即使完全依照美国或日本的样板，也很难避免看海的命运。
程晓陶表示，海绵城市一定是构建三个尺度的系统。不仅有社区尺度，现在做的工作都在这个尺度上，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城市尺度的措施，还要有流域尺度的措施，只有这三个尺度匹配起来，才能解决城市受淹的问题。现在缺少良性互动机制，出了事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政府和群众之间也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互相的指责。现阶段一定要抓大放小，而不是抓小放大，而且是部门合作，循序渐进，要有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
海绵城市的本质应该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构建良性的水循环体系，而非碎片化的人造景观。为什么碎片化，大家以实现高指标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现在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小雨不积水，而是关系民生的大雨不内涝和水体不黑臭，这个只有靠持久战和良性互动才能逐步解决。否则我们花再多的时间还是继续在走弯路。
在建设海绵城市的过程中与国外现状有哪些不同？
答：程晓陶表示，首先，亚洲降雨条件跟欧美降雨条件不一样。其次是我们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发展的平衡态势，他们全部的目标是要“维持已有平衡”。但我们不是，中国处在爬坡阶段，还只爬到了一半。这些年城市迅猛扩张摊大饼，大量新增的城区就是湿地、湖泊填出来的。因此，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问题是要“构建新的平衡”。
另外，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也经历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地上地下是同步的，没有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的现象，但到了70年代，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雨水通过排水管网更快更多排到河里去后，出现了洪峰流量倍增、峰现时间提前的现象。于是70年代搞最佳雨洪管理实践，目标就是削峰和减污，主要依靠大型工程措施。90年代针对城市面积扩大后外排水量增多的问题，又从源头控制搞海绵城市这些分散、小型、绿色的措施。可见，美国是在前期20年雨洪管理实践基础上，再用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解决问题。而我们是在前期欠账多的情况下，希望用“海绵城市”这个概念解决严重的水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成本非常高的现象。
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答：人口密集的日本东京早年间发展“顾地上不顾地下”，饱受内涝之苦。上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法修订案规定大型建筑必须建设地下雨水储存池和再利用系统，东京地标建筑、世界第一高塔“天空树”的蓄水池能储存7000吨雨水。东京的巨型地下分洪工程竣工于2006年，这座人们脚下的宫殿有近7层楼高，立柱林立。而位于地下50米处的隧道一头连接东京下水道，一头流入江户川，暴雨突发时，城市雨水可以由大型抽水机排入大海。
除了基础工程的建设，日本在教育上也颇下功夫，力争提高全民的积极性。
程晓陶表示，其实日本城镇化进程也曾达到我们这样的速度，只是没有我们这么大的规模而已。为解决城市内涝，2003年出台了一个治理城市内涝的法规，把这个责任归结为全民的责任。每一个单位、家庭都有义务要将雨水留下来。不要因为自己的开发改为家庭的排放，导致外排的流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