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广东，曹永萍只能通过电话和老家的孩子们联系，叮嘱他们“一定得听爷爷奶奶的话。”
杨祖荣想过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可现实又不允许。
“大城市里，外地孩子想上个公立学校，手续、证件就是个门槛。”
私立学校，杨祖荣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挣个五六万，孩子学费就得花掉近一半。
把孩子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杨祖荣觉得也不是坏事，“祖孙能相互照顾。”这种模式，茨竹村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们早已习以为常。
杨祖荣说，过去很少意识到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别人家出了事儿，才感到后怕。”
曹永萍看到新闻里曝光的遗书，张方其的大儿子写道，“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看着这些话，曹永萍心里发凉，躺在异乡的出租房里，两口子也在想，“咱俩这父母当的到不到位。”
去年7月，夫妻俩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让尽量回去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村里想办法给找个工作。”两人决定，都回老家。
往家赶的火车上，杨祖荣的手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响，“孩子们总问，爸爸妈妈到哪了？”
现在回家多半年了，曹永萍下地锄个草，10岁的小女儿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她坐下，女儿便钻她怀里。
大儿子杨方贵发现，弟弟妹妹比以前能说能笑了。
杨祖荣最盼着孩子们放学，盯着他们写作业。看见孩子们成绩又好了，杨祖荣就觉得他们的回归有价值。
省里下来的“第一书记”
有了像杨祖荣夫妇这样返乡的父母们，今年，茨竹村的留守儿童减少到了114人。按村委会此前的统计，2400多人的茨竹村，有1300多人外出打工，“6·09”事件后，村里摸排到的留守儿童为151人。
梁曙是茨竹村的第一书记，去年7月31日，按照中央选派“第一书记”下基层工作要求，梁曙从贵州省委政法委被派任到茨竹村担任“第一书记”。
留守在村里的114个孩子，是全茨竹村5个村干部每个月必须走访的对象。
按照市、区的要求，要确保他们不辍学，生活不陷入困难。对于一些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乡、村干部要加大帮扶力度，增加走访次数。
13岁的赵龙（化名）是梁曙帮扶的孩子。赵龙10个月大时，母亲离家出走，9岁时，父亲去世。靠爷爷奶奶养活大。
第一次到赵龙家，梁曙有点傻眼，木屋房子昏暗，赵龙又黑又瘦，头发长到了耳朵下面。旁边站着他16岁的姐姐赵梅（化名）。两姐弟是低保对象，也是按当地标准明确的困境儿童。
“一问老奶奶，女娃儿更不幸，赵梅是赵龙大伯的孩子，是遗腹子，母亲在她两个月时就离家出走了，等于没见过双亲。”
按照规定，满16周岁的孩子算不上留守儿童。梁曙没管那么多，带着两个孩子到镇上剪头发、买衣服。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挤出个三五百，算俩孩子的零花钱。
他们喊梁曙叫“梁叔”。
“梁叔”最高兴的事儿是俩孩子学习成绩好，“姐姐上初三，能在班里排前三名。”
赵梅知道，奶奶早就开始为她准备上高中的学费，地里的玉米、家里的两头猪都准备卖了，“可我不想念高中，我想早点工作，让爷爷奶奶过好点。”
为此，梁叔给她卸了好几次包袱，“成绩好咋能不上高中，你别考虑那么多，只要你好好读，我想办法供你。”
4月底，梁曙看望姐弟俩时，又给赵梅鼓了把劲儿，“你好好考，我一个朋友准备资助一些学生，我给你争取个名额。”
梁曙说，留守儿童中，失去双亲的孩子最为特殊，没有爸妈，有的在未成年时就要承担对祖辈的经济和精神责任，负担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