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莎莎经常在林子里抓鸡玩。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很快，全校家长都知道了这件事。
时任该校副校长的李林（化名）从QQ群看到了这个消息，赶紧打电话给吴应秋求证，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家长们向学校提出诉求：第一，如果莎莎继续在这里读书，我们的孩子就退学；第二，学校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李林有些为难，他知道家长们集结起来的能量——三千学生，背后是六千家长，上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事情不可能压下去；另一方面，他同情莎莎的遭遇，不想让她再次受伤。
拖了快一个月，期间，十几个家长代表又来找了四五次。李林觉得有点崩溃。
李林说，以目前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来看，群众的恐慌是没法控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我国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
公开报道中，他们中的部分人也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
吴尊友说，解决的根本在于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
期末考试前几天，李林专门和两位老师一起坐车送莎莎回家。
李林对剥洋葱回忆：莎莎没有哭，她有点晕车，躺在自己的怀里睡着了。
在送莎莎回家的路上，李林越想越困惑，大家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跟上，什么时候才能让莎莎这样的孩子不再“求着”上学。
一个人的课堂
兜了一大圈，莎莎再次失学。
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县教育局、疾控中心、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开会，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送莎莎去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所需费用由当地行政和教育部门出。
第三种方案：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教学。
莎莎不同意第一种，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吴应秋不同意第二种，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从今年3月开学始，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找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鹏波苦笑，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他也害怕面对像去年家长 “闹事“、学生转学的场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同情莎莎。
在尹鹏波看来，亲自上门授课，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